【明報專訊】“編按：劉偉成是香港土生土長的詩人、作家。尤專注於新詩、散文寫作，題材多圍繞城市風景、街巷人物、本土政治，擅寫長詩。對這位別具風格的作家，本版特約記者對他進行一次較深入的訪問。”
問：您新近出版的詩集《陽光棧道有多寬》，多了對社會、政治事件的回應，可以談談您這批新詩的核心思想嗎？
劉偉成（以下簡稱「劉」）：雨傘運動中，我寫了十首相關詩作，《陽光棧道有多寬》收錄了其中的七首。《戴氏女》寫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的女兒，她曾發出一封公開信，信中強調「以爸爸為榮」，這也成了我《戴氏女》一詩的主旋律。為什麼女兒會以戴耀廷為榮？非關「社會領袖」的身份，反而是戴身為爸爸，愛香港如愛子女一樣，無私奉獻。佔領運動感人的地方，亦正在於學生無私的動機，與和平的秩序。幾萬人聚集抗議，熱血沸騰，卻不失理性，沒有破壞車輛，其背後只因一點，是他們確確實實愛香港。很多人視《戴氏女》為抗爭之作，我並不以為然。佔中期間，政論滿天，但教我感動的，卻獨是戴耀廷女兒的這封公開信。除了《戴氏女》，就佔中這題材，我還寫了一首《警（（（．）））察》，這非如朋友所預算般，在責罵警方，我反而較同情警察。詩題中間一個鼓點，往外聲散，像划龍舟一樣，鼓手施發號令，隊員執行，警員與其說在工作，倒不如說在履行職務。整個對峙局面裏，學生惹人憐惜，警察值得同情，兩個小孩打架，打得頭破血流，父母一定有脫不了的責任，同樣今次的僵局，政府也脫不掉關係。整體問責官員的表現皆令人失望。八九年六四，我尚且沒有寫這樣多的怨刺詩，為什麼這次佔中運動我卻寫了這麼一批呢？大概是當中有着一股無奈之感吧。另一首《執達吏》，意念來自佔中期間，執達吏清除關公像一事。第一節寫孫中山小時候打爛神像手臂，最後寫執達吏清場。兩個片段並列，說明同一舉動，置於不同的背景之下，意義可以截然不同。孫中山的革命精神與香港早期的歷史息息相關，而其精神甚至傳承至今。還有一首《蜘蛛仔》。蜘蛛仔在懸崖峭壁之上，掛起「我要真普選」的巨型條幅，獅子山的精神與太平山的精神遙遙相對，是整個佔中運動中，最教我難忘的行為藝術。另一首《門》，寫佔中時，我們每天面對着的政府總部，原意「門常開」的大樓，砰然關上，違反了當初的承諾。有些朋友奇怪，這批詩作，何以如此冷靜，似乎缺少激情。其實，這反而是我所珍重的一點。
問：集內還有一輯以《旗》為題的組詩，當中的創作意念來自何處呢？
劉：這輯《旗》詩，篇幅不一，描寫不同的人事，沒有部署，均是即興之作，我個人十分喜歡。《旗》詩輯中第一首《寫於汶川地震五一二默哀以後》，中國領導人為傷亡的人民下半旗致哀，史上首次。另一首《致艾未未》，艾未未為地震死難者列寫名字，這可說是對罹難者的基本尊重，卻引起政府的不滿，真是看在眼裏痛在心裏。《致穆旦》是這部詩集中，花了最多長時間創作的一首。穆旦的《旗》，相當圓熟，難以超越，唱和一首，意義不大。寫詩給穆旦，乃因為翻閱他的《丘特切夫的詩選》時，讀到他遺孀寫的紀念文章，這篇悼文我讀了許多遍，每回皆激動得不已，所以也久久未能動筆。穆旦早年留洋，本可以留在國外發展，但他卻一心想以文藝報國，不讓理工專美。這有點像魯迅的心態，棄醫從文，因為他們都認識到，科學只能幫助社會硬件的建設，惟文藝可以救贖靈魂。文革時，穆旦慘遭精神虐殺，悼文憶述，其中一次抄家，紅衞兵摔壞了穆旦女兒的玩具船，只剩下船頭的一面小旗。這個畫面猶如穆旦給我創作的默示，猶記詩成之際，我仰天遙望，暗想穆旦，也合該滿意了吧。事實上，穆旦是所有當代中國文人的集體投射。知識分子或多或少都熱愛自己的民族、語言及文化，但教人心痛的是，當時的政局容不下這片真心。
問：您在新詩、散文中，經常提及九葉派詩人，他們對您的創作有什麼影響呢？
劉：我的確蠻喜歡九葉派詩人，像穆旦、辛笛、陳敬容、杭約赫等。最近，我更以陳敬容的詩《窗》，來評論張美君的遺作《寫在窗框的詭話》，兩窗相應，附於張書的後記。陳敬容的《窗》很有趣，平常人會期望窗戶「開向太陽／開向四月的藍天」，但陳敬容卻希望自己的一線窗「開向黑夜／開向無言的星空」。可能是指涉趨炎附勢的人。窗戶開向光明，更容易引人注目，能博得更多的掌聲，然而，往往是開向黑暗的一面，更能撫慰人心，而陳敬容選擇開向黑夜，抒發了她對苦難群眾的關懷，內心充滿掙扎。九葉派詩人均是以真心誠意來從事創作，所以作品尤其動人，他們的創作精神，我會以「果敢」來形容。文革的創作環境極度惡劣，九葉派詩人尚且堅持寫作，而今香港，情況好得多了，我們就更應該勇於發聲。九葉派詩人影響着我，也是我後來詩風轉變的原因。以前的詩歌，我多寫個人生活，現在的詩歌，則多了幾分對社會的介入。
問：經常聽您提到米勒與梵谷的傳承關係，梵谷甚至青出於藍，在您的創作中，又是否有着比武前人之心呢？
劉：除了《旗》之外，《陽光棧道有多寬》還有另一輯「逆光旅行」的創作意念，是來自於前輩的。輯內的詩題，如《台北，2008》，模式源自博爾赫斯的《布宜諾斯艾利斯，1973》，假若取名《1973年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便韻味全失了。博爾赫斯寫作此詩的時候，視力開始退化，他是把記憶與光影結合，用文字重構。此地此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是一種姿態，把廣寬的空間收進一己的感受當中。這詩題給我極大的震撼，改變了我寫詩的態度，及觀照事物的方法。《台北，2008》是我這輯遊詩之中，較為偏愛的一首。當年的台北發生了一場大地震，洪水淹沒了整條小林村。我到台北之時，天空依然下着雨，整個城市死氣沉沉，行人木無表情，跟我以往旅遊台北時的景象，差別很大。從這悲情城市，教我想起自家的香港，而雨落漣漪，在我腳下一圈一圈地散開，又令我聯想到龍洗盆子，以龍為脈絡，泉湧其間，柄挽兩地，我們又是如何共鳴悲情的呢？意象恰如其分地為主題服務，此詩我自己蠻喜歡。其實，我的遊詩皆有着香港的影子。如《日內瓦，2010》，一個「強調噴礡又促成公約的城市」，到了詩末，我在「思考什麼也沒發生以後該走哪一道橋」，實也暗暗與香港作一對比。所以，這一輯的最後一首《香港，2013》，我乾脆把香港點明出來。二○一三年，也斯過世，也斯生前寫活了香港的街道，於是我打算在《香港，2013》重寫香港的街道，算是對前輩詩人悼念。詩中寫及鰂魚涌民新街，就是也斯昔日居住的地方。「逆光旅行」這輯詩歌本來是我記錄旅行途中的一點感受，後來則發現自己的城市原已隱含其間，博爾赫斯的《布宜諾斯艾利斯，1973》也是在寫他的故鄉，所以到了最後我就決定要寫一寫香港，《香港，2013》遂成了這部詩集最後完成的作品。
問：另一輯「斷章取城」，詩題則是香港的一地一物加上標點符號，如《新光戲院．省略號》，您似乎對標點符號特別敏感，是否因為身為編輯之故呢？
劉：這輯詩歌是應雨希要求，為他編輯的《城市誌》而寫的。雨希提供了一疊香港的街景照給我，好像是葉輝所帶的一次文學導賞團中，他的學生拍攝的，而我負責為照片配詩。第一張相片是一排樓陣，外看似堡壘，內窺如迷宮，四通八達。北角的唐樓多是這種樓陣形式，而從前的南來文人，多居於此，因為北角報館林立。他們來港謀生，彷彿活在原稿紙間，周圍架起雙重鐵馬，難以轉軚，但文人又多是充滿個性，問題在於，他們要怎樣活出個性來。第一張照片令我想起稿紙，第二張照片是新光戲院，戲院外一排排的波型大燈，則令我聯想起省略號。新光戲院有着自身的命運，現在是專門上演大戲的場所，我由此又想到電影《霸王別姬》中，程蝶衣來港自殺的悲劇。電影改編後加插自殺這一幕，惹來眾說紛紜，我也就加以剖析進去。另外的《電車．破折號》、《醒來的繩纜．問號》等等，自然渠成，而加上標點符號以後，詩歌也好像獲賦予了一種超越性的指向。這輯最後的一首詩，本來計劃寫《白紙》，無話可說之意，但又稍嫌悲觀，遂有了《道路．廣場．道路》。對標點符號的執着，顯然與我編輯的身份有關，從事編輯工作，或多或少對書寫有所眷戀。當下的寫作日趨電子化，新一代日漸喪失書寫的能力，標點符號都切割成代碼，小朋友只記住句號逗號的打法，其他的符號使用都嫌麻煩，久而久之，連複雜一點的標點符號都不懂得運用。現在我寫作，仍然先落稿紙，再去打字，若非如此，則創作不了。一個城市若然沒有了書寫，於我便不再可愛，所以我把書寫系統套入城市當中，以作解讀。
（訪問及整理者是本版特約記者。）
◆劉偉成簡介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科。現職編輯。九十年代與友人建立呼吸詩社及出版《呼吸詩刊》。著有詩集《瓦當背後》、《陽光棧道有多寬》，散文集《持花的小孩》、《翅膀的鈍角》。其中《持花的小孩》獲第十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散文組推薦獎。歷任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大學文學獎評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