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躁動之時，不如讀歷史。萬事有因，歷史川流不息，尋得來龍，自有去脈。
四年前，港英龍獅旗於七一遊行中受注目，更有人舞旗到中聯辦示威，惟除了港澳辦主任魯平批評鼓吹港獨者是「傻瓜」，香港人大都不當一回事。
四年後的今天，「港獨」卻令政府草木皆兵。教育局稱，教師鼓吹港獨或被「檢討其註冊資格」；六名立法會參選人亦因港獨立場，被取消資格。
「二○一六年，是港人有史以來首次認真討論港獨。但諷刺的是，這竟發生在香港回歸中國後。」
著有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香港簡史》），梳理香港百多年殖民史的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高馬可（John Carroll）說。
「港獨」思潮背後是近年漸強的本土意識，「人們最近都在關心廣東話的未來，這陣子多了許多廣東話字，像小巴車身的廣告。這是七十年代，我小時候沒見過的。」
高馬可父母是美國人，他卻在香港北角長大，讀蘇浙小學，會說廣東話。
真普選中共從未承諾過
前幾天英國駐港總領事吳若蘭在facebook直播，一些港人留言要求英國收回香港。訪問中，高馬可說，緬懷前朝，有時是因不滿現狀，「六十年代的台灣，有人讚美日本殖民統治，其實也借此批評蔣介石。」回歸十九年，由舞龍獅旗到提出獨立，港人的不滿愈見強烈。最大的一次爆發，是二○一四年，中央通過八三一框架「全面落閘」後，「我要真普選」的雨傘運動。
港人疾呼「我要真普選」，認為說好的「民主」貨不對辦，但高馬可反問：「中共何時承諾過民主？」他理解港人憤怒，傘運期間，亦多次到金鐘送食物。「香港人當然有充分理由憤怒，但我非一面倒認為中方食言，他們其實從未作出任何承諾。」他說，《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文模糊，「其實並無確實說明香港會變成怎樣」，卻為港人帶來期望。
翻開《香港簡史》，當年《中英聯合聲明》（《聲明》）談判前後的爭議，或已為今天埋下伏線。八十年代初，英方不斷嘗試推動香港政改，惟中共一直反對英國在港推行普選，視政改為英國九七後操控香港的計謀，亦擔心香港實行民主，會引發內地提出同樣訴求。
中英未達成共識
一九八四年，港英政府提出代議政制改革，於八八年增加立法局直選議席，九七前逐步擴大直選比例，被新華社駐港代表許家屯斥責違反《聲明》，意在九七後染指香港。（翻查新聞，許說：「有人不按本子辦事，要將香港成為獨立政治實體或半獨立政治實體。」）最後，英方妥協，承諾在一九九○年《基本法》公布前，不會推行大型政改。
事實上，中英於《聲明》中並未達成共識，《聲明》本就有不少灰色地帶，以便各自表述，例如香港維持「現狀」五十年不變，卻無說明何謂「現狀」；雖說「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選舉」定義卻各有說法，許家屯甚至稱「協商」也是一種選舉，《基本法》亦同樣模糊。
高馬可在書中指出，中英對《聲明》及《基本法》各有詮釋，中方堅決維持香港殖民晚期的政制「現狀」，特別是立法局功能組別，因功能組別議員一直反對任何民主政改議題。另邊廂，末代港督彭定康不斷利用灰色地帶推動政制改革，引來中方不滿。可見中共反對普選的立場，其實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法治是殖民統治後期的事
港人的憤怒，除了來自政改碰壁，還有法治屢受挑戰。最近，梁天琦等被取消參選立法會資格；廉政公署前署理執行處首長李寶蘭，盛傳因調查特首梁振英涉收受巨款而被降職。「若問香港人，香港與內地有何不同，大家會答：法治。但法治何時開始成為香港特質？」高馬可認為，在百多年殖民統治中，法治確立僅最後二十年的事，「港英時代，由二十年代大罷工到六七暴動，常有人未經審訊就驅遂出境，中文傳媒亦常被審查。」
「我很難說梁天琦的事在港英治下會否發生，但首先，在殖民時期，他們連參選機會都沒有。我們也別忘記，當時僅有少數華人進身政府高層，首位女性及華人布政司陳方安生的出現，已是彭定康年代。」翻查資料，一九八二年，香港才有首屆區議會選舉；八十年代中期，逾半高官仍為外籍人士；九十年代初，香港才出現首個政黨並首次直選部分立法局議席。
殖民歷史要看多遠？
「港督麥理浩一九七一年來港時，已知道香港要回到中國手中，他在十年任期內做的事，都是讓香港愈來愈好，好得讓中方難以駕馭。」「香港勝在有ICAC」的廉政公署，亦是其中之一。高馬可說，七十年代，政府成立廉署反貪，以建立管治公信力，惟香港自百多年前成為殖民地起，歷任港督從無正視貪污，「我是歷史學者，看的不止是近年的事。我覺得，問題是很多人只看殖民時期最近十至十五年，但其實香港走了許久的路，才去到這一步。」
香港去殖化最成功地方
歷史學家看的，不止近年，也不限一地。若由全球政治脈絡下看香港，回歸過程其實十分順利，「這又是另一個諷刺，去殖化（decolonization）可以很棘手，香港是全球去殖化最成功的地方，港人卻高興不起來。」「若我們看一九四七以來其他獨立的前殖民地，印度雖成功去殖，卻分裂成印度跟巴基斯坦，暴力事件不絕。不少非洲前殖民地也問題叢生，成功例子之一是加納，也有不少流血衝突。」他說，香港的交接沒有流血或暴力衝突，甚至政府高層的變動亦不算大，「唯一失業的政府高層，就是為了失業而來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
憤怒源自大陸化
「在全球去殖化的大視野下，其實香港的路走得非常不錯。當然，不代表人們不值得擁有更多，但應分得到的和真正得到的，很多時候是兩回事。」他認為，港人的憤怒，除了來自沒有「真普選」、對經濟的擔憂，還有所謂「大陸化」。「其實，我不太理解，當人們說『大陸化』時，意思是什麼。」
香港與其他殖民地之別，在於去殖而沒有獨立，卻是回歸中國。「我們都甚少提及香港曾是殖民地，講『去殖化』。我們沒意識到，現在發生的是『去殖化』，大家討論的卻是『大陸化』。」他補充：「我很難想像，如何去殖而不『大陸化』。」
香港、大陸之別，源頭甚遠，但肯定的是，自中共立國，為保留香港作為對外窗口，一直「河水不犯井水」。「自一九四九以來，中共最成功的政策，就是容忍香港繼續當英國殖民地。當年大躍進、三反五反都一團糟，但其間中共基本上都讓香港偏安一隅。」
《香港簡史》敏感內容被刪
當香港人說「大陸化」，也許是擔心法治、言論自由倒退如內地。二○一三年，中華書局將高馬可的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二○○七年出版）翻譯為《香港簡史》，被發現刪去敏感內容，如李柱銘批評把港人交給中國，等於把猶太人交給納粹、多數港人「寧受英國殖民，不想被中國統治」等，引來審查疑雲。
高馬可當時身在英國，收到記者電郵查詢，方知有兩個版本。中華書局對他解釋，刪減版只印了四十本，「他們說是用來測試內地巿場，希望內地出版商有興趣出版。」中華稱誤將「內地版」拿到書展，賣了三十七本，餘書高馬可從未見過。
內地版改字眼
但中華書局在內地應有發行網絡，何不自行出版？高馬可笑說：「對，有人說我可能太好蒙混，但我覺得譯者真的譯得很好，我很感謝他。若他們事先問我，我很可能會答應。其實，就算現在的版本面世前，我已答應將天安門『屠殺』（原文為massacre）改為天安門『事件』。他們說『事件』是內地較常用的說法，我同意。這是兩難，你願意略作修改，讓更多人看到，還是無法出版？」他希望讓內地讀者了解香港如何複雜而引人入勝，「內地讀者對香港的歷史印象頗片面，像是鴉片戰爭中被英人竊走、被壓迫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天堂、遍地黃金的城巿等。」
「我覺得這未必與學術自由有關，因我其實願意略作修改。我在意的，是他們沒先徵詢我同意。不過，最後反倒讓這書在書展中變成熱門書， 我也很高興。（大笑）」反而他認為，九七以來，最讓他憂慮的是銅鑼灣書店店員「被失蹤」事件。「最可怕的是，（中共的）這些說法沒一個說得通，而我覺得，中共甚至根本不介意人們信不信。」他說，過去中共像與香港有無形協議，放任港人「你想做什麼都行，甚至賣政治書都可以，但現在這協議像似已打破。」
二○四七的香港走向哪裏？
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在無香港代表下，為香港前途一錘定音，被喻為盲婚啞嫁。回歸十九年，不少當時未出生的年輕人提出「前途自決」，甚至獨立。
「我不評論香港應否獨立，但香港獨立的唯一可能，就是中央同意，惟中央不會同意。就算香港能政治獨立，亦不易生存，因香港在殖民時期已靠內地供水、食物。而且就算獨立了，港人治港，商界、地產界仍有很大影響力，不能解決所有當下問題。」包括貧窮、貧富懸殊。
香港特質如何保留？
「五十年不變」已不可能，二○四七的香港，走向哪裏？「我不知道。《聯合聲明》簽署時，人們的假設及希望，是中國會變。這些年來，中國在經濟上變了很多，政治卻沒有變過。某些方面，習近平甚至有點走回頭。但我認為，香港再次回到中國治下，與中國愈趨融合同時，保留自身特質十分重要。問題是，香港的特質正是由其殖民經歷而來，如何將之保留？」
筆者在殖民統治下長大，對殖民統治似魚在水中，渾然不覺，對港英歷史更是知之甚少。高馬可在本地學校讀小學、初中，他笑說：「我直到做博士研究前，對香港的歷史也一無所知！你要知道，殖民政府不想教歷史，因為小孩會問，為什麼我們是殖民地？」這位歷史學者，原來以前中史科年年不合格：「這麼多朝代全都得背！」但他笑說，常於校內的歷史科比賽得獎，「因為不用背得那麼辛苦嘛。」
讀歷史，不在背誦，而在思考。香港人，如何尋回來時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