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黑膠唱片迴旋着一個黑暗的漩渦，卜戴倫憂鬱的頌唱着How many road must a man walk down，世界上的戰事仍在繼續，電視上播映着太空船登陸更遙遠的星球，年輕人仍住進狹窄的劏房，人們又再在馬路上踏着單車，回到大自然自耕自足的路上，這個跟六十年代某一天一般的景象，然而卻是2016年當下香港的一天，一個也許未來將會緬懷的年代已悄然來臨，而且漸行漸近。
音樂論政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的不只是卜戴倫，而是他屬於的那一個年代，就是六十年代。那是一個搖滾樂與政治抗爭、反主流制度、反建制主義相互結合的時代。今天年輕一代也喜歡復古買回一部黑膠唱片機，播放着同樣古典到六十年代的舊歌。我們還是嚮往着邊看法國前衛電影邊抽着煙的日子吧！那些33轉黑膠唱片轉着轉着，像一個迴旋的黑洞把人心都吸下去。
事實上這是我們在懷念着一種別人的生活，像卜戴倫六十年代跟The Rolling Stone、The Doors所過的那種生活，這不是我們獨有的一種情感，而是每一個失落的年代都會嚮往着一個別樣的年代，目下香港的年輕人都覺得自己身處的世代實在平庸不堪。像我們窩在香港這個肚臍眼般的城市，視覺寧可放到美劇那個宏大的超級英雄世界，又或是英劇那個唐頓莊園般的華麗生活，即使是首爾江南區也比當下好！
近年香港街頭音樂busking愈來愈在年輕人之間流行，無論游走於維港兩岸碼頭、中環蘭桂坊、時代廣場都有，一些如Buskic、The Flame、JL Music等小樂團都熟口熟面，這一代的年輕人已是走出band房走上街頭，音樂在分享以外也傳遞信息，外國有反警權過大的民謠歌手Ben Harper唱到國際知名，也有Rodrigo y Gabriela為墨西哥少數族裔發聲，走在街頭的音樂因為沒有納入建制，將有更多空間作出對社會的控訴。西九「自由約」每月露天音樂會成為城中街頭音樂人聚集的地方，還有月光下看電影，絕對惹人想起六十年代胡士托的風情。
手藝回歸
記得小時候一家八口一張牀，跟今天劏房的擠迫戶差不多。那年代什麼都是家庭式手工作業，插膠花、釘珠片、車公仔衫、剪線頭，然而這陣子香港少年人圈子中卻是一種手工藝復興，這陣子聽見年輕朋友去半農半X一點不奇怪，一邊上班、下班變身農夫自耕自食的大有人在，不少年輕朋友都說要搬到新界、搬到離島去種田。更多年輕人會投身「兄弟皮藝」自製皮具、用上懷舊織布機的Cloth Haven、自家養蜂釀蜜的Hong Kong Honey、魚菜共生的「川上農莊」，這些都是將手作仔重新復興於香港，就像城市來一次文藝復興。
繼台灣電影《練習曲》踏單車環島遊的熱潮下，踩單車文化在香港年輕一代實實在在落地生根，一聽到環保、再聽到健康，新世代一定buy。深水埗有單車文化概念店HOLI Cycle，實行搞出不少設計單車，區內有單車導賞團、單車寫生團，還推廣作為單車友善社區，店舖中甚至有古老的六十年代鳳凰牌單車出租。現今連領匯商場也分一杯羮，在不少商場內出租著名單車品牌Strida的三角單車。近日甚至有見一些西裝骨骨的年輕才俊，竟然也在中環踏單車返工，實行低碳生活，今年的香港單車節在中環舉行，竟然一下子匯聚了4600位城中單車騎士參加，不可謂不瘋狂了吧！
嬉皮再臨
昔時六十年代在三藩市的Haight & Ashbury Street，曾經由金斯堡（Allen Ginsberg）與凱洛亞克（Jack Kerouac）掀起的嬉皮運動，他們被稱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其實今時今日香港的青春一族何嘗不是擁有這嬉皮的特質，近日的「非常（）德」行動，就在九月將上環德輔道電車路鋪上了草皮，還放置一些木工家俬，變身成一個大笪地那樣的悠閒周末市集。近年假日不少年輕人也聚集組成Park(ing) Day，這個源自美國的市區小草地運動，不過是三五知己假日在路邊車位鋪上野餐布，然後在城市中看看書、野野餐、聊聊天。
少年人也模擬德國成立「黑暗中對話」，也有在社區組織「大樹菠蘿文化節」，或者入梅窩組成「與牛同行慢騎遊」，石硤尾有「習慣×自然」城市農耕藝術，舊衣再循環的有Green Ladies，聖雅各福群會有Up-cycling賽馬會升級再造中心，回收街市超市食物的社區惜食堂，整個城市有種百花齊放的熾烈氣氛。
年輕一代的創意社企，今天美國有流浪嬉皮巴士去內華達沙漠參與Burning Man活動，以色列有集體社區Kibbutz，丹麥的生態公社Svanholm自成一國，我想近年的菜園村就曾發展到類似的集體生活模式，或者馬屎埔村也是如此。而這一代追求農作生活的朱凱廸，曾先後走遍德黑蘭和阿富汗生活的感受，如今回到香港住的是元朗，他曾經在他鄉追尋的，如今落實到在本土追尋，從一種理想主義，落實到一種覺醒的過程，要經過看過苦難看過偉大才會感受得出隱隱的覺醒。
文藝復興
今年很多社會的當權派，也許還記得六十年代的認祖關社運動，大批香港學生文人回國報效，上山下鄉，好像幾十年一個翻騰，許多人最終才發現運動背後的荒謬真相。幾十年河西現在大家又都變了臉，從前那一代所追尋的，偏偏今天卻看不過眼年輕人繼續追尋！
香港沒有經歷過台灣那個脫離祖宗崇拜的年代，那時出現謾罵中國醬缸文化的世代，令一代年輕人面向西方尋找自我的價值觀。香港的本土性大抵只有片紙隻字的文藝，自詡我城是浮城、迷城、廢城、無城，卻終歸未能撫慰一代青春燥動的心。
六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可以辦小報、自印小書，影響力所及無遠弗屆，像捷克的米蘭崑德拉的《笑忘書》、美國的凱魯亞克的《在路上》、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南美哲古華拉《摩托車日記》（The Motorcycle Diaries）……其實一眾官員們理應知曉每所大學為何如此反特首的校監地位，任何一個政府最大的反對者往往就是知識分子，文學、電影、音樂總能找到自己的空間。現今社會上隱隱然有一種肅殺的氣氛，思想的解放、文藝的創作都極為薄弱的世代，年輕人的心理束縛非常巨大。先前看北京衛視《我是演講家》的節目，一個個舉國能言善辯的社會精英，無論說話的節奏與動作都無懈可擊，然而題材不斷圍繞在愛國、愛社會的主旋律之上，全國的辯論演講精英眼界還是如此，怎不教人看得昏昏欲睡！
媒體革命
六十年代是個火紅革命的年代，法國五月風暴、布拉格之春、日本反安保學生運動、美國石牆暴動等，回應全球的社會運動，六十年代香港有個年輕人叫蘇守忠，受越戰的反戰浪潮啟發，穿著一件反加價的外套坐在天星小輪門前，六八年有一個中文為法定語文運動，六九年尾有一個保衛釣魚台運動，以及後來七○年維園集會警察打傷多名示威者。
香港從來國族的概念都很薄弱，像縈繞整個六十年代影響巨大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精神，總是別人與自身的關係，截然不同於西方世界宏觀的國家與我的關係 :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甘迺迪總統說的。
六十年代辦報是革命黨的宣傳政治、開導民智的工具，昔時街頭派發「號外」已是影響力最快的媒體，今時今日網絡Facebook與Instagram、Twitter絕對是意見領袖重要的宣傳途徑，記得早前伊朗群眾運動、台灣的太陽花革命、香港的雨傘運動，背後FB & IG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它同時將你的感覺你的驚恐你的激憤傳給幾百個、幾千個、幾十萬個同道中人，這才真是水滴石穿的巨大力量！最近一次選舉時的網絡「雷動計劃」就是為了影響選舉而產生，可惜最後因諸種原因而未能全功，然而運用網絡發動群眾力量的年代已然來臨。
我是看到我城的青年人有着一份素樸的自由精神，思想與行動都膽大起來，你愈是壓迫我愈是反抗，社會充沛着內在的沸騰的狀態。美國自由主義的精神仍然是年輕人的選擇，這絕對是一個新世代實踐的契機，世代總是有幾個先行的啟蒙者，一如六十年代的馬丁路德金、哲古華拉、更早前的甘地，我不敢說有些人的犧牲會踏平後來者的道路，但總要有人先行出來吧。
■關於作者
曹民偉
曾任《號外》、《君子雜誌》、Jmen等主編，內地《周末畫報》、《生活雜誌》特約作者；樹仁大學及HKU SPACE講者，《尋找他鄉的故事》節目編審，著作包括《有咁耐風流》、《再見．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