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最近中大學生會幹事會選舉，唯一參選的內閣「朔夜」撰寫了一份參選政綱，其中一些章節表達了對香港實施《國安法》的不滿，也對中大校方近期一些處理衝突的做法加以批評。雖然這只是一份學生們為了參選幹事會而寫就的小冊子，但中大校方的反應卻出奇地強烈，在月初急急地發表了聲明反對其內容。及至前幾日該內閣終於獲4000同學投票當選，校方立即再發表聲明反對，並且宣布會對學生會全面封殺：不單止停止代學生會收取會費，更加要求學生會獨立註冊，並且拒絕為學生會提供行政與場地支援，亦把幹事會同學在各校內委員會的職務停止。
校方的行為無異於要與學生會完全「割席」，也暗示相關同學可能會被停學或開除。雖然校方與同學之間如斯激烈的公開對立，過去十分罕見，但雙方對校園內的衝突事件有不同理解，發表聲明表明態度亦無可厚非。對於誰是誰非，一向崇尚「思想自由」的大學成員，大可自行評斷；但校方今次對學生會所採取的制裁措施，卻史無前例地嚴苛，可謂徹底粉碎了一直以來，中文大學都視自己的師生是「一家人」的浪漫迷思。
歷年學生會親共或反共
校方何曾憂變政治宣傳平台？
不過，更令人側目的是，校方在新的一份聲明中，竟然提及當選內閣的政綱並不代表大學立場，並且指控這個當選的幹事會「利用校園作為政治宣傳的平台，不但違背了大學的宗旨，亦令大學聲譽受損」……這些說法可謂匪夷所思。
查中大學生會自1971年創立，50年來均從未聽聞有人會以為學生會的立場言論，可以代表大學整體。事實剛好相反，眾所周知的是，無論是英治歲月還是「回歸」之後，歷屆學生會一直以來對社會時事與校政，都保持批判態度，何來可以「代表」中文大學或者中大校方？
1970年代中大學生會是由親中共的「國粹派」主導，對大陸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充滿幻想。及後更盲目追隨所謂「打擊右傾翻案風」，緊貼「四人幫」，不斷攻擊「復出」政壇的鄧小平。當時的中大校方，以及後來歷任的大學當局，都沒有站出來和學生會這些「政綱」和言論撇清關係，發表聲明說明學生會不代表中大。試問中大校方，為何這又不會讓人誤以為中文大學從來都是反對鄧小平，支持「四人幫」的文革路線？
1989年北京爆發學生運動，中大學生熱烈參與支援。5月4日大示威，中大人由馬料水步行出港島金鐘集會，學生會幹事會支援民運，當年的政綱主張結束一黨專政，中文大學又有沒有發表聲明，與學生會的反共立場割席？為何當日的中文大學不會擔心校園變成了政治宣傳的平台？或違背了大學的宗旨？
學生運動的訴求與理念，每每是歷史的產物，隨時代而更替。無論當時的學生判斷有沒有錯誤，學生運動往往是時代思潮的領航者，甚至是急先鋒。大學的職責並不在乎忙於代學生作政治判斷，而是維繫一個讓思辯可以理性進行，讓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可以在一個寬容的環境下肆意發揮，以培養學生廣闊的心胸和視野，而非盲目服從權威的態度。
難掩「示好」動機
倘憂學生犯官非 何不善意提醒？
中大校方如果意在擔心同學言辭有犯上官非的風險，可以作善意的提醒，但「封殺」、「割席」，不惜以「掃出校門」「開除停學」作為威嚇，就難掩其動機其實是向在上位者「示好」，積極配合「國安教育」時代的來臨。前年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在多次衝突中飽受撕裂，但仍能勉強維繫的「中大人社群」，似乎不得不面對殘酷的現實——那就是在時代逆流底下，中文大學不單止沒有成為發揮思辯精神和守護真理的最後堡壘，反而着意於在權力擁有者眼中，能夠第一時間就令持異見的思考者貼服順從的規訓機器。
事實上，在校方主動積極要去對中大同學的候選政綱字酙句酌的同時，建制派在立法會已多番要脅要阻撓一宗涉及多達14億元的「綜合科研實驗大樓」工程撥款，為的是要懲罰中大「縱容」學生。這就難免令人相信，今次對學生會幹事會的重手打壓，是一宗政治交易的一部分，能不令人齒冷？再者，校方既然要搶先在黨國機器還未發動對學生批鬥的時候就祭出「國安法」的金剛罩，那為什麼又不進一步仔細說明，「政綱」上哪一點違反了《國安法》的哪一條，反而空泛地譴責學生「利用校園作為政治宣傳的平台，不但違背了大學的宗旨，亦令大學聲譽受損」。這豈不是白白地浪費了一次教育學生如何鍛煉「慎思明辨」的機會，讓學生們在提出自己的立場和觀點時，水平和質素得到改善？
「政治」和「大學宗旨」作對立
何不廢除政政系？
聲明中把「政治」和「大學宗旨」判作對立的兩方，明顯地是一種訴諸「恐懼政治」的民粹主義修辭，也是過去殖民政府「非政治化」策略的慣技；但聲明的起草人似乎忘記，中大自己就設立了「政政系」，讓學生修讀政治，研究政治，思辯政治。大學學生會之所以秉承「學生自治」的原則，讓學生可以經民主程序選出學生代表，組成內閣主理一個幹事會服務同學，正因為這是一種充滿實驗和試錯精神的政治過程，讓學生在理性氛圍下透過辯論政綱，了解公民責任和參與政治的正當途徑。
當然，如果中大想重新詮釋「政治」乃有違「大學的宗旨」，講政治會令「大學聲譽」受損，那除了廢除自治的學生會之外，或者應一併廢除政治學系（或任何與政治有關的學系）。又如果中大校方認為，為中大的生存和發展，的確要迎合「國安教育」的大潮流，爭取更好的「大學聲譽」來獲取更有利的寵幸，那何不主動向「國安公署」獻計，直接移植大陸「黨領導」的大學體制，由黨支部和共青團提早進駐中大，負責管理學生們的思想教育，領導學生社團和課外活動？
何不效蔡元培設「軍訓教官」
省高層維穩精力？
又或者，既然有那麼多人事事必稱蔡元培，中文大學大可以仿效並改良蔡元培在中華民國時期，於高中和大專設置的「軍訓教官」制度，由那些來自紀律系統的教官，名正言順地負責嚴控學生思想，保護國家安全。這些「國安維穩」制度的設置，可以大大減省大學高級行政人員的精力，讓他們更專注於爭取研究贊助（香港政府今年準備了名目不清但高達80億元的「國安」經費，想當中必然包括可以讓各大學經理人垂涎的肥肉）。
不過，更重要的是，中大既然是「中國人的大學」，在中大校園復興（蔡氏的）「軍國民主義」，正可免除這些正職大學行政、兼職校園維穩的高層，以後每次都要親身展示其「政治無知」與「精神無恥」的尷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