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當普立茲克獎（Prizker Prize）公布今年得主為法國二人組Lacaton & Vassal時，朋友笑說「果然全部大名的建築師早十幾廿年都拿過了」。但這絕非說Lacaton ＆ Vassal扛不起這個獎，相反，當這個「建築界的諾貝爾獎」把最高榮譽頒給以改建社會房屋而非任何地標式巨構或大白象為代表作的Lacaton & Vassal，更令人欣喜。
明星建築師競賽的「異類」
容海恩質疑M+收藏懷疑違反《港區國安法》的艾未未作品不過一星期之前，大家熱議的其實是準備好年底開放的M+的建築本身，香港繼大館的立方以後，又多一座瑞士建築師組合Herzog de Muron的作品了。我們終於又有一座「starchitect」的建築了。這個全球一線以至二三線城市爭相邀請國際星級建築師落戶的競賽，其實香港不算前列。我們有Norman Foster建的機場和匯豐總行，貝聿銘的中銀大廈，然後就要數Daniel Libeskind的城大創意媒體學院和Zaha Hadid的理大設計學院（當時還是寂寂無聞的Hadid曾於1985年勝出山頂凌霄閣的設計比賽，但最終還是不獲採用）。
這些形狀特別的建築的確不是每個人都喜歡，但這股starchitect風潮的興起是全球化最直接的結果。1997年代初衰敗的西班牙工業城市畢爾包找來Frank Gehry設計古根漢姆美術館，短短幾年之間晉身全球旅遊熱點。原來當城市找來starchitect設計形狀奇特、規模宏大的地標式巨構，建立的不只是一幢房子，而是一個城市的形象品牌。出得起錢請來這些明星，並滿足他們技術和設計的實驗野心，除了是私人財團建總部或甲級寫字樓以外，還是各種博物館和藝術中心，各個城市都在「集郵」，集starchitect的郵票。這些外表通常都不安於分的地標大多數具爭議，有時普通市民如你我可能覺得「建築嘅嘢我識條鐵咩」，例如Hadid的作品通常為流線型，像一首航空母艦，據說理大設計學院大樓極難抹窗。雖說早於starchitect的時代以前，客人找一位建築師和藝術家設計一幢重要建築物，從來都是一種極有意識地想彰顯自己消費品味的選擇，但在攝影和社交媒體當道的年代，這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風潮，不就最符合打卡文化嗎？至於這些出自starchitect手筆的東西是否好作品？《金融時報》的建築評論家Edwin Heathcote說，同抽六合彩差不多，同一人的作品在不同城市可以大好，也可以大壞。
小手術幫本土屋邨「變身」
Lacaton ＆ Vassal不是非常熱中參與這場競賽。他們的作品絕大多數都在家鄉法國，有一個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卡（Dakar），有一間小cafe在維也納，最新的完成項目在日內瓦，我們心中的國際城市如東京倫敦紐約上海北京洛杉磯法蘭克福、或者財力雄厚負擔得起各種奇觀的中國和阿聯酋城市，都沒有他們的足迹。他們的網頁上載了所有設計作品，包括無數落選的構思，例如近年他們就於兩個倫敦主要項目比賽中落選。這樣如此本土、走不出國際的建築師，何以配得起普立茲克獎？
Lacaton＆Vassal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項目甚至不是「起樓」，更不是什麼地標式的大樓或藝術館，而是翻新波爾多一幢共530多個單位的社會房屋Grand Parc Estate。那是於1960年代落成的混凝土公共房屋，看上去跟彩虹邨差不多。經過半個世紀，設施日漸老化，不敷應用，亦擺脫不了貧窮、治安差的形象。最順理成章的答案便是把它拆卸重建。
可是接下案子的Lacaton＆Vassal卻不這麼認為。他們的格言是「Never demolish, never remove or replace, always add, transform and reuse」，要改造不要拆卸。如每個案子一樣，建築師花很多時間觀察居民的使用情况，聆聽他們的需要，他們發現一如其他戰後公共房屋，其實大部分結構非常穩固，只是半個世紀以前的設施追不上時代改變，而且家庭人口增加需要更多空間，根本沒有推倒重建的必要；更重要的是居民反對重建，因為他們不想搬離札根多年的區域。
Lacaton＆Vassal的解決方案聽起來毫不花巧，不過是簡單的「僭建」。想像如彩虹邨般的長方形盒子，建築師在外牆以外約3.8米多建一面玻璃外牆，然後把原本的石屎外牆換成玻璃趟門（其中兩座的南和北牆都如此延伸，餘下一座則只延伸了一面牆），首先住宅內部增大了，解決空間不足的問題，石屎牆換成兩道玻璃門，屋內採光變得通透而空氣流通，從外面也看不出是一幢上世紀以倒模方式快速建成的公共房屋。這片新增空間既然陽光充沛，建築師預想應是露台，居民則以各種意想不到的方式用出他們需要和喜歡的樣子，可以是書房、招待朋友的起居室甚至空中花園。經過各種計算，兩層玻璃門的設置同時有助保暖，寒冬時減少開暖氣。
房屋本身涉及遠不止起居問題，還有各種伴隨而來的經濟和社會效應。整個改造項目的成本是推倒重建的三分之一，2700萬歐元（即約2.5億港元）改變530戶的生活，當中還包括翻新單位內部和改善電梯、水電、地下花園等公共設施的費用。通常重建面對的是居民必須離開熟悉的社區網絡，即使幾年後搬回去，重建成本亦會轉嫁在他們的租金上。但這個改造方案成本大降，同時未來的耗電量降低，管理房屋的機構決定不加租，連每個單位的改造工程都只需12至16日，其間居民可以繼續居住，毋須暫時搬走。外觀上原本一座管理不善的石屎大樓變成綠意盎然、光線充足、輕巧透明的房子，連帶提升社會房屋的形象。
建築可以什麼都不起
英國和法國政府戰後大規模興建社會房屋，但各種政治原因令各級政府減少投放資源維修管理，社會福利欠佳，很多房屋雖然結構穩固但變得殘破，部分罪案率增加，伴隨而來的是對公共房屋和居民的污名化，以為拆掉重建就是改善市容和生活質素的唯一途徑。21世紀初法國政府以每戶約11萬歐元的資助，鼓勵清拆戰後社會房屋。
《衛報》的建築評論者Oliver Wainwright以「surgical precision」來形容Lacaton＆Vassal的風格。今天各大城市的市區重建爭相以推土機摧毁20世紀城市發展的弊端，亟欲以光鮮亮麗的奇觀取代，Lacaton＆Vassal卻說他們從來不將現况視為問題，而將現况視為繼續延伸的機會，這種對現有條件的接納和擁抱，讓他們可以如外科醫生做手術般，堅持將傷口開到最小，以最少和最必要的動作，精準地去蕪存菁，不作無謂干擾。
Lacaton＆Vassal說過：「有時去看醫生，醫生看診後會告訴你其實不用吃藥，建築師也應當如此。如果你用心長時間觀察，答案可能是什麼都不用做。」Lacaton＆Vassal工作室的網站列出他們全部的案子，有些雞毛蒜皮得很可愛，如果任何人將這種小case放在CV會被罵不夠世故。例如1996年叫Place Léon Aucoc的項目。當時波爾多政府開始一項全市的廣場美化計劃，與其說是廣場，應該是一條村一片三角形的空地。如果說要美化廣場你會想到什麼？學觀塘花5000萬起個音樂噴泉？學深井整燒鵝雕塑？Lacaton＆Vassal到現場一看，發現廣場上有長櫈、有樹，坐在樹蔭下四周的景色是平實美觀的平房外牆，居民多年來在這裏自在休息放空。他就告訴市政府，這裏本身已經很美，並非雕琢講究的美，而是因為一切都剛好，沒有多餘的東西，那是一種真實的美，所以根本毋須美化，只要修補一下過分破損的地磚、為樹施肥，勤加打掃就好了。
沒有「signature」的建築師
90年代尾至21世紀初的普立茲克獎得主，盡是大名鼎鼎的starchitect：作品以「航空母艦」見稱的Zaha Hadid、將中央電視台建成一條褲的Rem Koolhas、砌幾何圖形的Frank Ghery、善用最新科技的伊東豐雄……很多這些starchitect的作品幾乎一望可知出自誰的手筆。Lacaton＆Vassal卻非如此。評審對得獎者的介紹中，以前starchitects得主常被稱為大膽、創新、實驗、原創、破格……到了Lacaton＆Vassal 卻是responsible、thoughtful和humble。他說他們設計時其實不太在意建築的外表，反而是由內容出發。所以他們的項目大部分都是社會房屋和一些小型住宅，當中亦有如巴黎東京宮博物館的改造和擴張工程。據說這樣的平實風格令他們在地標式的大項目競賽中交不出令評審目眩的電腦設計圖，經常在比賽中吃虧。
近年間中聽到一些「starchitect已死」的聲音。在全球經濟放緩、城市貧富懸殊日益加劇、畢爾包的「古根漢姆」效應不再，Lacaton＆Vassal重視社會房屋、反對大興土木（今年評審團主席Alejandro Aravena是2016年得主，當時評審亦特別讚賞他多年來在家鄉智利為草根階層設計低成本、高質素的社會房屋），我們是否可以期待建築風潮開始轉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