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波蘭南部的Auschwitz集中營（奧斯威辛），是德國納粹期間規模最大的猶太人集中營。裏面有一個倖存者，囚犯編號174517，他是猶太裔的意大利作家Primo Levi，曾在書中描述作為倖存者一種最害怕的心情——那不是在集中營裏死去，而是害怕所遭遇的事情太過恐怖，以至沒有人會相信他們的經歷。
他引述當時一名納粹衝鋒隊隊員的說話，大意是即使集中營內有人生還，有人保留了證據，但亦難以令世界相信這些恐怖的經歷是真的，因為「恐怖到失去了可信性」。這個納粹人說：「人們不會相信你們，而是相信我們這些謊言者，有關集中營的故事，我們才是被引述者。」
一個月前，在堆填區的蘋果大樓門外、在半夜的旺角街頭、在lunch time的中環，還有無數大街小巷的報紙檔、7-11、OK門前，或有過百萬的香港人，為《蘋果日報》舉行了一場生榮死哀的葬禮。大家靜默，排隊，彎腰付錢，低頭閱報，用眼神致哀，不約而同行了一套完整的告別儀式。
而當這份報紙在750萬人之間徹底消失了27天之後，《蘋果日報》前執行總編輯林文宗被拘捕，同日再次拘捕前副社長陳沛敏、前英文版執總馮偉光，和前主筆楊清奇。4人迅速於翌日提堂，被控以《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一份於最後一期賣出150萬份的報紙，一份起碼有幾百萬人咀嚼過內容的報紙，其編採者因製作報紙而被控以《國安法》。我不由得想起那條默默致意的排隊人龍，如果政府可以拘捕更多人，你我又能倖免嗎？
他們明明是一份已死報紙的編採撰稿人，卻因為被指有可能繼續干犯《國安法》而不獲保釋。《蘋果日報》實在地消失了，圖書館早把這種後現代水果的相關產物一概下架，網絡上搜查她的domain變成了「goodbye.appledaily」（走難還留下一句goodbye是多麼有教養），至於Wiki給她的敘述，則是1995/6/20 - 2021/6/24。
《蘋果日報》is dead，《蘋果日報》已全面停止下來，《蘋果日報》已經壽終正寢。寫到這裏，有些情節熟口熟面，蘋果之死跟The bill is dead，竟然有着相似之處。那就不妨重溫一下2019年7月9日，林鄭在記者會說過什麼，片段可在愛國報紙的網上版收看，名副其實真新聞，用愛國者人頭擔保，絕不會涉及媒體「誠信及道德問題」：
「我們今次的修訂工作是完全失敗，我早前也為此致歉，失敗的原因是由於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我們對社會脈搏掌握不夠、我們的政治敏感度好有偏差，種種構成了修例工作的失敗。也因為我們全面承認這項工作的失敗，修例的工作已經徹底全面的停止下來……兩日前示威的一些海報，都仍然話政府會否稍後再重提這個條例草案，會否去番立法會。我明白小部分人的擔心，我今日再清晰講明，《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已經壽終正寢，The bill is dead。希望大家不要再因為用了不同字眼，而有不同理解。」
乾脆將「修訂工作」4個字改成「蘋果日報」，就已經是一篇斬釘截鐵、非常具說服力而且絕對可信的聲明。蘋果跟林鄭，兩者如今看來，竟有異曲同工之妙，說辭幾乎可交換採用。你為何不信林鄭？不不，你為何不信蘋果？為何主控不同意？為何法官在4名被告的保釋陳詞完結後，只花了7分鐘，就這樣宣布：「考慮過所有資料後，我認為沒有充分理由相信被告不會再干犯法例，所有保釋申請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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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釋法庭的所有聆訊內容，因受《刑事訴訟程序條例》9P規限，不得作出報道。即使庭上主控的說法，緣何令現場旁聽者嘩然、震驚、嘲笑、動怒，也全然不能用文字記錄和傳播。但這裏是香港不是波蘭，是西九動物園不是Auschwitz集中營。我們沒有拿破崙但有拿破崙豬，凡用4條腿走路或長有翅膀的，都是朋友，豬狼是一家。動物法庭的法定語言是雞同鴨講，不寫也罷，寫了你也不會明白，如果你自認是人類。
退庭時有前輩在哭，她的樣子好像一隻貓，而我從未見過她流淚。在被告遭帶走的幾秒間，我跑出座位，張大口想向林文宗和陳沛敏喊一聲「撐住」，卻在電光火石間，發現自己喉嚨沙啞，那是一種非常陌生的肌肉操作，我暗地裏大吃一驚，意識到眼睛的瞳孔突然放大。
我看着欄裏熟悉的人向我們揮手、點頭，自己卻動彈不得。退庭時大約是上午11點半，大家盤算着囚車什麼時候會離開動物園。在街上來回游走的時候，我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動物出現，經常掩掩揚揚的是烏龜，牠們穿起了特厚的龜背，頭都縮了起來，看起來頗為灰諧。等到兩點幾，第一架囚車駛出，我們不知道裏面坐了誰，大家只管盡情地奔跑，或牢牢地站着，但想跟車裏的人心領和意會。
接着第二架囚車駛出，我朝茶色玻璃使勁大喊「撐住呀！」，同時聽到激烈的狗吠聲。一隻隻縮起了頭的烏龜爬過來，嗡嗡嗡的似乎在說：「（在花叢）行番落嚟！」
要到此時此刻，我才終於看清自己原來是一條狗，追住囚車狂吠，怪不得剛才在庭上喊不出聲，是我未曾熟習狗吠。
囚車裏的人請保重，在這段艱難的日子，用兩條腿走路有罪，請先忍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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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是波蘭，這裏不是Auschwitz。
我們遭遇的日常即使很恐怖，但不斷敘述那些難以敘述的恐怖，是當下生活的一種倫理責任。蔡慶樺在《邪惡的見證者》一書裏這樣寫：「我們必須不斷地傾聽或述說，我們必須在明知失敗、不可能『真實』的情形下，持續地見證這個時代的暴行、罪惡……不管用多少字數，不管用哪種形式」（在此建議要用比擦邊球更擦邊的形式），「我們必須傾聽證詞，因為我們有成為見證者的義務與責任」。
有關香港的故事，只有香港人會成為被引述者，謊言不會是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