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健兒早前在東京奧運會奪了六面獎牌，引起全城熱烈的氣氛。眾所周知，在張家朗奪金之前，香港唯一的奧運金牌運動員是李麗珊。但據說有人提出質疑：過往香港運動員在傷殘人士奧運會（下簡稱「殘奧」）所得的40面金牌又是否應計算在內？我傾向的答案是：不應該。我選擇這個答案，不是因為我不尊重傷殘運動員。而是因為殘奧跟奧運會真是兩回事。將兩者看成是同一類型的東西，未必妥當。
奧林匹克憲章列明奧林匹克主義（Olympism）的其中一項要素是要為和平社會而貢獻。在看東京奧運的電視直播時，我們不時可以見到不同代表團的奧運選手賽後擁抱、互相致敬。看來他們就算不算是亦敵亦友，和諧共處也算是主流。然而，主流傳媒的框架、社交媒體上的留言，卻多是鼓勵我們將奧運會看成是不同國族/地區競爭的盛會。事實上，「大同和平對國族競爭」的張力，在現代奧運會百多年歷史中一直存在。現代奧林匹克運動（Olympic Movement）之父是法國籍的顧拜坦（Pierre de Coubertin）。他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目睹法國在普法戰爭中不敵普路士，於是尋找救國良方。英式的現代體育運動，就被顧拜坦視為復興法國民族的手段。在東京奧運引發爭議的現代五項，更有指是顧拜坦依據現代軍人所需的技能而創立。在這脈絡下，除非是難民代表團的代表，參加奧運的運動員代表一個地方，是理所當然。你在奧運場上得佳績，你的同胞就應以你為榮。就算參賽權沒有被剝奪，只要不得秀出國旗、不得用國歌/國號，已被視為懲罰或不公。
殘奧不「奧」 叫「帕運」更恰當
殘奧的起源，則與民族復興毫無關係。為殘奧奠下重要根基的是1899年在德國出生的腦神經科醫生Ludwig Guttmann。身為猶太人的他在納粹統治德國時期移居英國。1943年，英國政府委任Ludwig Guttmann在Stoke Mandeville醫院開辦專門治理脊椎受創病人的中心，以救治在二戰戰場中受傷的英軍。Ludwig Guttmann視體育運動為病人康復、重建自信以至是重新融入社會的手段。1948年戰後第一屆奧運會在倫敦開幕之時，Ludwig Guttmann亦於醫院舉辦了第一屆Stoke Mandeville運動會（Stoke Mandeville Games）。自此，Stoke Mandeville每年均舉辦一次，項目由首屆只得射箭一項再逐漸增加。1952年那一屆，有荷蘭選手到英國參賽，令賽事變得國際化。
為了令更多人注意Stoke Mandeville運動會，Ludwig Guttmann喜歡將這項賽事與奧運會相提並論。1960年的夏季奧運會主辦權由意大利首都羅馬取得。在得到世界退伍軍人協會（World Veterans Federation）和意大利全國工傷保險管理局（英文譯名是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surance against Accidents at Work）的財政支持後，1960年的Stoke Mandeville運動會就移師羅馬舉行，賽事也就成為了第一屆殘奧。要注意的是，殘奧的英文名稱是Paralympics。「lympics」當然源於「Olympics」；「Para」則來自Paraplegia一字（中文可被翻譯為半身不遂）。既然Paralympics根本沒有O這個字母，台灣將賽事譯為「帕拉林匹克」或「帕運」，其實更加恰當。
兩運動會理念組織各不同
由1960年起，夏季帕運就每隔四年舉行一次。由1988年漢城帕運開始，每一屆帕運都是在同年夏季奧運會的主辦城市上演。在九十年代中爆出美國鹽湖城靠收買手段贏得2002年冬季奧運會主辦權後，國際奧委會推行了多項改革，其中一項就是要申辦夏季奧運或冬季奧運的城市同時申辦當年的夏季帕運或冬季帕運。這一項改革之所以出現，可能與國際奧委會（IOC）邀請了國際帕運委員會（IPC；1989年成立）主席Robert Steadward就改革提供意見有關。直至今時今日，IOC和IPC雖然是長期的合作伙伴，但其實是兩個互不隸屬的組織。換言之，無論是理念上還是組織上，奧運會跟帕運會儘管都是世界性的多項目運動會，但確是兩回事。
由此可見，與奧林匹克運動會非常不同，帕運的初心跟民族復興沒有半點關係。相反，如果現代民族主義是造成二次大戰的其中一個主因，帕運的緣起就是要去幫助那些民族主義思潮下的受害者。如果大家在東京奧運時以「為國爭光」、「為港爭光」形容得獎選手時毫無違和，那麼帕運選手所承載的、所象徵的，是否和奧運選手都是一地人民的光榮呢？
應討論主流社會偏見與歧視
香港的帕運選手是否「香港人的驕傲」，大家可悉隨尊便。但如果他們的成就只是證明「香港人係得嘅」，就是帕運精神的「異化」了。IPC的願景，不但要助傷殘人士選手在運動上追求卓越，亦包括藉此啟發（inspire）和激勵（excite）世界以讓全球所有傷殘人士可活在更好的世界內。透過出色的運動技能，各代表的帕運運動員在告訴我們，只要有適當的配套，他們都可以發揮潛能。香港帕運選手在東京的表現，不應該（只）驅使我們討論體院的設施和支援如何，而是主流社會對殘疾人士的偏見和歧視有多深，還有殘疾人士在這個城市就業、就學、出行和參與社會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