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現今世代的香港人，尤其年輕人輕視、拒絕學習中國文化，常批評儒家愚孝、封建，因身分認同而迷惘。十年前知識分子也質疑儒家思想過時落伍，不能富國強兵。面對文化衝擊，唐君毅思考中國文化前途問題，中國人應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和身分。他告誡中國人，批評中國文化之前，要先對文化有充足了解，而非隨波逐流地批評。他又告誡世界，當工具理性、效益主義氾濫，人們急功近利而忽略道德，心性之學才是出路。
中國文化是有病非已死
1949年共產黨執政，不少中國人離開故土，移居到台灣、歐美等地，唐君毅逃難到香港，以「花果飄零」形容中國人離散異地的景况，令他重新思考中國文化的過去、現在和前途。「我們要肯定中國文化是活的文化，中國文化是有病的，但不是已經死亡」，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講師黃穎瑜研究當代新儒學，她解釋，唐君毅認為，縱然中國文化廣受時人批評，或者中國人已各散東西，並接受新文化薰陶，似乎已經跟過去的中國文化沒有關係，但中國文化仍舊對這些人有影響，仍舊有存在的價值。
1950年代，時下潮流崇尚西方文化，唐君毅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批評當時中國人盲目跟從主流，以為說英文、穿洋服、移居外國、學習西方思想才是進步，說中文、固守中國文化就是保守。但西方文化興起只是一個變遷，主流文化不一定正確或者進步，時人並沒有深思熟慮西方文化的價值，只知道這是社會潮流，大家一起跟潮流就是進步。但即使整個社會也跟從主流，也可能是整個社會一起犯錯，「唐君毅說我們要先找出怎樣為之進步，怎樣為之保守的客觀標準。」黃穎瑜舉例，「你能夠說明英文表達能力比中文好，如果我們用英文能夠表達得更清楚，能夠促進人類的溝通，而中文做不到，其實我才應該變，這才是獨立標準。」如果找不到變更的理由，隨波逐流就不合理，「唐君毅認為沒有可能中國文化中，所有文化都沒有價值，當然也不是所有東西都值得保存，例如對於唐君毅來說，政治制度要改變，要行民主制」。
港人為何要讀中國文化？
唐君毅指出，文化並非為外在環境而決定，而是自覺活動的表現，我們自覺文化有價值、值得跟做就應該做。但唐君毅批評時人把文化的價值看得太狹隘，文化的價值並非只在於求生、富國強兵等效益。中國文化是否有價值，是否值得保留、跟從與否的標準，在於心性之學和理想性，人有價值判斷能力，並實踐其仁心，將仁心擴展到關心其他人，以至關心社會，實現對社會的理想、貢獻社會，做到「一本性」。中國文化使人能夠成全自我的人格，成全他人，因而有價值。
「一本性」的文化價值
在唐君毅眼中，中國人是由文化界定，並非狹隘的民族、國家或政權認同，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是文化意義上的身分認同。即使一個漢人生活在中國，但他說英文，不跟從中國文化，他就不可說是中華兒女的一份子。
黃穎瑜在中文大學教授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就如60年前的知識分子，也有學生在課堂上質疑，為什麼我們要讀中國文化？唐君毅說，因為我們剛好身處這個被中國文化環繞的特定處境，「剛好生存在一個接受中華文化教養的地方，然後我又接受中華文化的薰陶地生活時，唐君毅就說，作為中國人的身分，就變成一個現實，你沒有選擇。」香港是中西合璧之地，我們成長時中國文化如影隨形，我們寫中文、慶祝中式傳統節日、提倡孝道，「你可能好有意識地不認同中國文化，但其實無可避免地，我們已經接受了中國文化的薰陶，一定有一些價值，其實已經成為了你的潛意識」。
了解文化 與理解自我有關
你可以不認同中國文化，改而跟從另一套文化，不做中國人，但唐君毅說，在放棄中國文化前，你要先對中國文化有深入了解和認識，才能真正客觀地作出判斷，中國文化是否真的一無是處，而要完全摒棄。唐君毅亦認為，在我們所接受的中國文化中，不可能全無價值。 黃穎瑜舉例，例如年輕人批評儒家中的孝道，拒絕供養父母、「交家用」，套用唐君毅的說法，就要先學習孝道文化，梳理自己上一輩的孝道觀念從何而來，我們受什麼影響，而培植出這套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問題出自社會制度抑或文化身上，「究竟是我個人感覺不喜歡，還是受朋輩影響、受父母影響、受文化影響，還是這個觀念其實正確」。
在了解文化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更深入了解自我，因為文化構成了我們的人格，令我們成為今天的自己。「很簡單，就像我們外出購物，我們覺得自由經濟好理所當然，或者喜歡去哪裏就去哪裏旅行，好理所當然，這因為我們已經身處在某一個文化中」，香港人對非洲民族舞蹈沒有感覺，西方人也不理解香港連登潮文，因為大家身處的文化不同，孕育的意識形態也不同，「我們學習中國文化，是跟我們的人生有關係，因為關係到我們如何理解我們自己」。唐君毅說，只有每個人都這樣研究自己的文化，反思自己跟文化的關係，某種習俗、文化應否維持下去，社會才可以進步。
心性之學補足現代價值失落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是對外的宣言，唐君毅除了想提醒中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分和文化，還希望世界人士理解中國文化，而世界理解中國文化是重要的，「唐君毅說中國人好多，他說除非你把這些中國人都消滅掉，否則中國文化就是存在於世界，一定有個影響力，而一定影響世界的前途和將來」。
而世界文化正面對現代性問題，包括工具理性氾濫，即是把一切當作手段和目的，我們重視科學並非為求真，而是追求效益的工具，科學家發明疫苗讓人類健康，其職責是研究科研技術可行與否，但較少考慮製造疫苗過程會否不道德，會否導致分配不公，貧窮國家的人民會否反而受壓榨。「我們理性用得多，但不是用於道德的價值判斷，而是作計算，例如你找工作，你就計算哪份工作的工資比較高，或者做某件事前，想想值不值得我付出這麼多」，而非做這件事能否令自己成為更好的人，能否展開自己的仁心。
西方科學精神強調效益
「如果你只講效益不講價值，其實最後會迷失，導致很多道德問題，例如複製人。」又或教育機構不重視傳道授業解惑，而只想爭名奪利，以狀元數量、大學生月入中位數評價學校，以效益凌駕行為本來目的。當我們只考慮效益，只剩下貪欲與野心，唐君毅警告有機會造成災難，甚至造成人類文化毀滅。他在書中提到愛因斯坦發明原子彈，「原來科學可以反過來宰制我們，如果我們不知道，不反省其價值、限度的時候，可能可以發展出一些可以毀滅世界的東西，就像原子彈」。
西方學者也同樣意識到這些現代性問題，麥肯泰爾（Alasdair MacIntyre）就在《德性之後》（After Virtue）寫道，現代文化的問題可以在古希臘文化中的德性論理學找到答案，而德性倫理學提倡的價值根源與心性之學也有相似之處。亞里士多德提倡人要追求美德（virtue），美德是適當的情緒和行為，例如真誠、公平、大方、勇敢、節制等，人要通過實踐把道德教育內化為習慣。
在西方文化作為主流的背景下，唐君毅提倡各民族文化間的平等交流，以達成「天下一家」的理想。他認為比起西方文化中固有的理性精神，中國的心性之學能夠更回應現代文化中價值失落及工具理性氾濫的問題。
中國文化重視心性之學，以仁心為價值根源，但缺點是沒有科學精神，不夠實用，沒有發展出獨立的政治、社會組織及制度；而西方文化多元，有科學、客觀精神，但不強調人的心性價值面向，若然中西融合，取兩者之長，就能以中國人文精神補西方科學精神之不足。
【行書】
徐沛之選擇晚明書法家王鐸風格的行書，行書的自由度較大，每個字的粗幼、大小不一，例如「靈」字筆劃較多，字型自然比較大，「根」字筆劃較幼。王鐸受晚明清初的個性解放思潮影響，其書法特點在個人風格比較明顯，能夠表達書法家的個性。
【小技巧】
行書字體粗幼、大小變化多，可以表達書法家的自我感覺和情緒，適合以大字形式書寫。徐沛之這次用一整張A4紙大小的宣紙寫一個字，字寫得更自由、無所拘束，個人意識較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