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自工會解散潮後，勞工運動前景黯淡，foodpanda外賣員上周與資方達成共識，似為「後工會時代」燃起曙光。外賣員本身沒有工會，但他們打破種族隔閡，合力組織罷工和談判，得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下稱飲食工會）和外賣員權益關注組（下稱關注組）協助，於「無大台」的情况下，速戰速決，使資方回應15項訴求（見表1）。這次工潮亦讓公眾意識到零工經濟下，平台勞工面對的問題。
關係模糊 欠缺僱員保障
據警務處統計，2021年1月至6月期間，與外賣速遞相關的電單車及單車意外傷亡人數逾188人，其中32人為重傷。關注組成員嘉泳因跟進工傷與職業病而認識到外賣員群體，她指出其他行業的索償程序較簡單快捷，公司亦會負責向勞工處呈報工傷意外事故，但她處理過foodpanda、Deliveroo、Uber Eats三個平台的工傷個案，發現公司均不會主動聯絡外賣員提供協助，即使她從新聞報道得知基本信息並幫忙聯繫平台，平台亦不作處理。「要經手機程式報告，但傷者當時已在ICU（深切治療部）。」外賣員沒有工傷病假等受《僱員補償條例》保障的賠償，平台亦不因工傷保留其組別、評分或帳號。外賣員雖有人身意外保險，但與法定僱員補償的金額、索償期限和方法亦有明顯差距。
除了事後的工傷賠償，嘉泳亦關注事前如何保障外賣員的安全。像上月黑雨警告生效時，外賣員仍收到派單，外界的常見論調是「無人拎住把刀逼你做」，但在惡劣天氣下拒單、缺席、暫停更份、提早結束更份仍會影響出席率、評分及組別，直接與收入掛鈎。談及外賣員保障時，平台經常端出總部決策為由，但嘉泳稱這其實因各地法規和工人力量而異。例如台灣勞動部有見外賣員意外頻生，便發布《食物外送作業安全指引》，各市先後訂定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要求平台為外送員購買「全時段保險」等。嘉泳說：「三間（外賣平台）背後問題都是沒保障，法例跟不上科技或這種勞動關係的更新。」
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歐陽達初自2018年起就零工經濟及平台工人展開研究，他稱這問題非香港獨有，外國有不少同類官司，多涉及外賣員與平台間是否構成僱傭關係，「很多糾紛都與工人身分、定義有關。是否假自僱，一般都要上庭才決定到」。他形容工人與平台企業間的關係模糊，有時似外判商與承辦商，而這次foodpanda事件更似勞資糾紛，是因為外送平台性質與僱主近似，有分配工作及支薪權力，比其他行業的中介平台有更鮮明的僱主形象。部分地區開始釐清外賣員身分，例如轉為全職員工或提供與僱員同等的保障，他表示：「不敢說哪個方法較可取，但最重要是整合不同外賣員的想法及訴求，再要政府『落水』，無論是確定僱傭關係，抑或確立保障工人的措施。」
運算不透明 易令勞工自我質疑
關注組隸屬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成立約一個月，嘉泳指當前外賣員面對的主要問題是與平台關係不平等，「不止是減薪酬，外賣員並沒有議價權，薪酬權益折射出來的是外賣員與公司沒平等關係」。過往報道側重於工傷，較少留意平台管制和薪酬計算法，例如foodpanda的外賣員共分6個組別，影響單價、選更份的優先權和獎賞，但今次談判，資方始透露共有3萬多名外賣員，當中只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可以上到首4組。每組的名額不公開，外賣員不清楚升組條件，只知升組非常困難。「好像一個囚徒。因不知平台怎樣派單，就會猜測是否自己走得太慢、接得太少單，導致派得較少？是否我的問題，是否要跑快些？是否自己不擅長這個工作？因整個系統計算不透明，我會不斷剝削自己。」
遇宗教種族難處 仍難拒送單
不少少數族裔人士投身外賣員行列，他們向關注組反映工作時面對宗教或種族的難處：「比較多提及的是他們不想送酒和情趣玩具，這涉及宗教及文化差異，但他們沒有拒絕空間。」因程式在派單時未必會列明內容，尤其是貨物的訂單，或只在接單後或提取時才告知部分內容。若外賣員轉單或踢單會影響接單率，頻繁的話會被凍結帳號。嘉泳稱平台政策雖沒種族歧視，但香港少數族裔通常任職地盤工或保安，家庭負擔較重，「這群人轉行的餘地好小，但在外賣員中有很大比例，令到公司有更大機會壓榨員工」。此外，foodpanda的薪酬表每兩星期更新一次，Deliveroo甚至沒公開底價，薪金浮動，計法不清，令外賣員無所適從，達初表示，企業運用演算法助增加盈利，似乎更易令到員工覺得決策不透明。「平台沒在人事安排投入資源，又可能認為是技術語言，講了也不明白，但起碼工人應知道設計邏輯，增加透明度，不然會感到不公平。」
遇難題缺支援 自由工作者不自由
嘉泳因跟進工傷而認識外賣員行業的困境，又見入行門檻較低，於是在4月加入兼職步兵行列，親身了解行業困難，並落區調查，7月已參與過談判，「我覺得要深耕一個行業，因為涉及太多問題」。她憶述第一次接單已感受到外賣員的無助，那次她須把12罐可樂和廁紙等雜貨從新蒲崗送到黃大仙，她一手提着電話向客服問路，一邊看着地圖，手機不斷響起提示，說她偏離路線、送貨時間過長，「好辛苦，好焦急，拿着好多東西，找客服也幫不上忙，當時想是否我的問題？孤立無援的外賣員應該怎辦？」她說現在累積了經驗，已不再怪責自己，反而會質疑平台為何會把這張單派給步兵。她又提到消費者經常投訴食物倒瀉、送餐過慢，「希望消費者理解外賣過程中，外賣員要自己解決好多困難、風險，例如抄牌，而平台不會替他們解決問題」。
外賣平台問題多多但仍然僧多粥少，她和觀塘區罷工召集人KK都覺得外賣員被平台標榜的自由和可觀薪酬吸引，但加入後才知有各種規條，難以掙取高收入，嘉泳自言至今只懂得基本規則，仍未摸清決定評分升降的準則。論者多以「零工經濟」（gig economy）看待這類彈性就業的平台工作，以解釋數碼技術出現對勞動市場的影響，達初稱這現象在香港乃至全球方興未艾，雖然並非勞動市場主流，但已吸引眾多研究目光，「在外國可說是金融海嘯後發展出的新經濟活動，歷史僅十年多，在香港也涵蓋物流和最近出現的社區照顧等服務」。每個行業零工化的規模、速度及對平台的依賴不一。疫情和在家工作安排，令人們對外賣需求急升，使更多人從事和關注外賣行業。平台表面看似自由，但達初指：「歸根究柢，freelancer is not free（自由工作者不自由）。」以外賣平台為例，其入場門檻高，平台容易透過網絡擴展甚至壟斷市場，令工人選擇減少。外賣員與平台強弱懸殊，「平台在勞工市場享受僱主的好處和權力，同時不用承擔僱主的成本或責任」。平台角色似中介人，但以程式和演算法取代溝通，跨國客服亦難以提供實質支援，「不能只靠程式。與工人溝通這部分，相信平台企業會比較容易改善到」。
探索自組工會的可能
嘉泳與另一步兵小唐有感整個行業氣氛無力，缺乏權益意識，故成立關注組探討外賣員的角色和檢視平台的論述。「我不懂怎樣衡量目前勞工組織或運動的空間和界線是變大或變小，但外賣員這個行業，無論政治環境或NGO生存空間怎樣，都是好難（爭取權益），因為它非常分散。」
外賣員碰面時間短，四處移動，關注組每次落區見的人都不一樣。但這次罷工，嘉泳發現各區都有自己的地下群組，南亞裔也有緊密的群體，KK表示觀塘罷工是他跟兩個師兄連續幾天掃街、擺街站的成果，「星期六記者來到前才做到這樣理想」，而關注組則居中協調、聯絡傳媒。嘉泳說南亞裔動員力強，毋須工會介入，談判時甚至覺得關注組角色尷尬，「游離於工人身分與第三方NGO身分之間，要找自己的角色」。她期望關注組往後能建立工人間的互助群，令工潮更有力量，亦想專注爭取工傷權益，「會否像台灣一樣，通過訴訟產出判例？是好漫長的」。這次有飲食工會在旁協助，但並非所有罷工者都是該會會員。長遠來說，她認為外賣員值得探索自組工會的可能，這樣可以獲得談判權和法律保障。
達初一直在研究外賣員的工作狀况，指出平台工人罷工在各地時有發生，「故研究之時見到這次工潮，並不感到意外」。他亦同意工會可得到中長期的認受性，確保有集體力量與資方爭取勞工權益。但要商榷的是，平台工人是否願意長期投身這個行業或視自己為僱員，「平台工人本身的差異性好高，部分視之為主要收入來源，部分人在多個平台工作，這會影響他們會否想自組工會」。政治現况也是另一考慮因素。除勞工組織以外，他稱近年歐洲出現平台合作運動（platform cooperativism），由自由工作者或工人組織平台，自己制定規矩和加強透明度，摒除第三方介入，另外也有像合作社的地區外賣平台，未必能完全取代大型平台，「但精神是將平台技術及數據共享，而工人有權參與管理，打破壟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