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沒有誰能像一座孤島，在大海裏獨居，每個人都像一塊小小的泥土，連接成整個大陸。……無論誰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為我包含在人類這個概念裏，因此我從不問喪鐘為誰而鳴。它為你而鳴。」
── 海明威《喪鐘為誰而鳴》，引自John Donne"No Man is an Island"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對烏克蘭採取「特殊軍事行動」，全面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發展至今已兩個多星期，歐洲各國和美國政府暫時做的是向俄羅斯實施不同程度的經濟制裁，部分國家向烏克蘭提供武器援助。網上看到的新聞大都令人痛心，例如兒童醫院被轟炸，平民被殺害，各種生離與死別。然而，就像每一個人間處境那樣，總有一些令人感動的場面，其中一個是即使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個國家的軍事實力非常懸殊，仍有很多外國人不怕危險，自發地趕赴戰場助戰，如新聞報道說格魯吉亞國防部前部長3月9日已抵達烏克蘭，韓國YouTuber李根大尉不理韓國政府的懲罰，帶隊前往烏克蘭等。
這令我想起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內戰期間，外國人趕赴西班牙支持共和軍抵抗法西斯主義的國民派軍隊這件歷史事件。印象中，有好幾篇著名小說皆以外國志願軍支援西班牙共和軍為寫作題材，它們是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1901-1976）的《希望》（L'Espoir）、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的〈牆〉（Le Mur）、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的《喪鐘為誰而鳴》（另有譯名《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等。
西班牙內戰時，中國也有關注這場歐洲大陸的戰爭，有好幾本專書就着此國際議題在1937年至1938年間出版，而當時戰爭其實還沒有結束。例如上海良友印刷1937年出版《西班牙的內戰》，1938年生活書店出版《在西班牙》和亞東圖書館出版《西班牙內戰與國際局勢前途》。這3本書對內戰的立場不一，有傾向支持西班牙政府軍的；有指摘政府軍那邊的人民陣線政府對付革命工人的；也有作者本身是國際志願軍參與者，以當事人的身分簡述戰場情况的。其中夏征農寫的《西班牙的內戰》就如此定位這場內戰：「西班牙內戰，不是單純的政府軍對叛軍（按：叛軍即佛朗哥將軍為首的軍隊），而是有兩大國際勢力操縱其間。這次戰爭，也可以稱為兩種思想的鬥爭（按：即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本書也介紹了政府共和軍裏有很多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志願兵，甚至有小童隊，10歲的小孩也參加戰爭。張鐵生的《在西班牙》其中一章介紹了參與西班牙內戰的「國際志願軍」。雖然無論是政府軍，還是「叛軍」（即法西斯國民派軍隊），雙方都有國際志願軍幫忙，但這本書就只介紹了政府共和軍那邊的國際志願軍。張鐵生說參加政府軍的國際志願軍有46個國家的人，包括中國、日本、德國、南美等，差不多全世界國家的人都參加了。而這些國際志願軍主要以語言劃分，有一份統一的報紙，叫「擁護自由的志願軍」，用六國語言發表。
馬爾羅《希望》：兩種思想之爭
中國1937、1938年間出版的關於西班牙內戰的書籍如此形容這場內戰，那馬爾羅1937年發表的《希望》又如何記錄這場戰爭呢？《希望》故事一開始便看到主角之一Manuel和一位同伴忙着用電話聯絡，了解哪些城鎮由共和軍控制，哪些城鎮已由法西斯佔領，情况一片混亂。除了Manuel外，小說還有很多人物角色，例如有對飛行充滿熱情，為着個人自由和社會公義的信念而加入西班牙共和軍的法國飛行員Magnin上校；有博學、原本是西班牙知識分子領袖，後來於戰爭中負責情報工作的Garcia，他很多時被視為作者馬爾羅某些思想的體現，表達馬爾羅對戰爭的形而上思考；也有年輕而堅強的美國記者Slade，他把法西斯轟炸馬德里的慘况記錄下來。
綜觀來說，《希望》這本小說是關於兩種思想的論爭，文學一點的說法是熱情與冷靜之爭。熱情那邊是無政府主義的立場，例如其中一個角色Puig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幾次駕車勇闖敵營，行動無疑是勇敢的，但讀者可以想像，他難免一死。另一個人物不算是無政府主義者，但也算是熱情那邊的代表，他叫Hernandez，一個原本在政府服務的人。Hernandez為了效忠政府，參加了這場他自己覺得是無望的戰爭。戰爭中，他做隊長，負責圍城，但在短暫的和談期間，他卻任由敵軍統領傳信給妻子。到了共和軍於戰爭處於劣勢時，他讓部下先行，自己一個人斷後，後來被敵軍處死。Hernandez的行為像古時的貴族，高貴大度，他本人也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然而，這份理想主義的熱情最後為他帶來死亡，而且他的行為對共和軍的戰事推進沒有任何幫助。所以小說有另外一把聲音反對這種參與戰爭的態度，那就是冷靜那邊的代表，Manuel是其中一位。Manuel在不斷失敗和學習的過程中，明白到單純是感情的投入沒辦法造成勝利結果，唯有組織和集體才能真正在戰事中發揮作用。而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有妥協和犧牲，有人性慢慢喪失，但要投入集體組織和行動，才能掌握歷史的命運。
冷靜那邊的代表還有Garcia，他有一段很出名的句子把這兩種哲學的差異說出來：「共產黨員是要做一些事情（veulent faire quelque chose/want to do something），而你和那些無政府主義者為了不同原因，你們想成為某些事情（être quelque chose/be something）。」這句子的意思是，冷靜那邊的代表，強調行動、組織與實效，而熱情那邊的代表就是強調存在，後者往往有一個很強的信念，例如理想主義、無政府主義、個人自由等。他們作為外國人願意投入戰爭都是被這些信念所驅使，他們也不在意死亡，反而，他們會在戰爭中實踐到所相信的理念而獲得存在感，但他們將理念放在高過實效與現實考慮的位置上。
這些對戰爭的思考，不是馬爾羅坐在書房中憑空想像出來的，他本人其實在西班牙內戰爆發初期，就與當時的妻子從法國飛往西班牙親身參與共和軍的國際志願軍。他自己籌錢組織了一個國際性的空軍部隊，自任統領。有一次出擊轟炸吐魯爾時，一架戰機被敵方擊落，他立刻組織隊員前往營救受傷隊友，受到村民協助。他把這些經歷全都寫進小說裏。有人說《希望》這本小說裏，很多角色都有馬爾羅的影子，而當中可能是Magnin上校最接近馬爾羅本人。Magnin上校和Manuel一樣，都追求共和軍勝利，但他和Manuel不一樣的地方在於，Manuel將人力視為勝利目標的工具，但Magnin去組織救援被敵方擊落的戰機上的隊友時，從村民的幫助裏感受到陌生人所傳遞過來的兄弟情誼，而這種兄弟情誼讓他看到世界的希望。這點可看出馬爾羅強烈的人道主義色彩。就像新聞說被稱為世界最強的狙擊手，即「加拿大神槍手」瓦力前往烏克蘭助陣，原因是聽說烏克蘭現在缺少「打得準的狙擊手」。除了狙擊手外，還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就像小說中的村民一樣，展現出無國界的兄弟情誼。
沙特〈牆〉：死亡下的目光
沙特的短篇小說〈牆〉與馬爾羅的《希望》一樣，也發表在1937年，也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牆〉的故事中有3個年輕人，Pablo Ibbieta、Tom和Juan Mirbal，他們被以佛朗哥為核心的西班牙長槍黨逮捕，簡單審訊後被判死刑，天明前執行。在最後一晚的時光中，敘述者「我」，即故事主角Pablo，以及一名奉命陪伴他們三人的比利時軍醫，仔細地「觀察」3個死刑犯面對死亡時的反應。三人之中，Pablo的命運較為特別，他在凌晨時分被長槍黨軍人再次提審，後者說只要Pablo供出其革命黨朋友Ramon Gris的藏身之所，就可以獲釋。Pablo在死亡之前想跟命運開一個玩笑，他謊稱Gris在墳場的小屋中，但最後卻是命運跟他開了一個玩笑──原本躲藏在別處的Gris原來轉移了陣地，然後就在墳場中被捕。因此，整個故事就是關於3個死刑犯在西班牙內戰時，臨槍決前一晚的故事。
沙特曾經提及當初創作〈牆〉時，其中一個靈感來自他一位希望參與西班牙內戰支援共和軍的朋友。這位朋友是沙特的舊生，也是他很親密的年輕朋友。因為內戰爆發初期，馬爾羅就組織法國人前往西班牙助戰，所以沙特的朋友也請求沙特安排他前往西班牙參加支援行動。沙特一方面覺得朋友沒有受過軍事訓練，體能也不十分出色，但另一方面，他覺得沒辦法直接拒絕一位如此信任他，決意為正義而去戰鬥的人。就在這樣的兩難處境中，沙特希望透過〈牆〉這篇小說去思考死亡，同時避免做一個涉及他人生死的錯誤決定。故此，沙特說不應該在這篇小說尋找一個哲學意象，而是要尋找一個思考死亡的空間。
在小說中，我們看不到很多關於西班牙內戰的詳細描述，主角Pablo有說過曾經想解放西班牙，佩服伊比馬加爾，參加過無政府黨運動等，但正如沙特自己說，這篇小說更多的是思考死亡，不過他思考的方式不是哲學上的抽象思考，而是透過死亡視野如何改變人物看眼前之物的角度來傳遞死亡的意涵。例如〈牆〉其中一位死刑犯Tom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後，敘述者即主角Pablo，看到Tom用不一樣的目光看眼前那些原本是尋常不過的物件：
他（按：托麥，即Tom）已跨坐在長櫈上，露着一片微笑開始注視着那長櫈，他的神氣好像是吃驚似的。他伸手出去小心碰了一下木頭，好像害怕打碎什麼東西似的，隨後他很快地把手縮回去，打了一個寒噤。要是我做了托麥，我是不會以碰碰長櫈來自娛的；這依然還是愛爾蘭的喜劇，可是我也覺得那些東西有着一種別扭的樣子：它們是比平時更模糊了，更稀薄了。我只消看着那張長櫈，那盞燈，那堆煤屑，就已經可以感到我快要死了。當然，我不能明晰地想我的死，可是我卻到處看見它，在一切東西上面，在那些東西的態度上面［……］托麥剛才在長櫈上觸到的，正是「他的」死亡。
面對人類最終極的有限性——死亡時，敘述者仔細地描述他和Tom如何看待眼前之物。敘述者看到Tom看待物件的目光轉變了，他自己也是。他說「那些東西有着一種別扭的樣子：它們是比平時更模糊了，更稀薄了」，其實那些東西與平時之所以不一樣，不是因為物理上有什麼改變，而是因為二人得知自己將死，將會再也看不到這個世界時，他們就用一種異樣的眼光重新審視這些眼前之物，使它們彷彿呈現出別樣的意義。敘述者自己意識到這種異常的目光與死亡相關，因此他說自己「不能明晰地思考死亡」，但他從Tom與自己看物件的異常眼光，知道死亡的陰影黏附「在一切東西上面，在那些東西的態度上面」。不僅是眼前的長櫈，煤油燈和煤屑，連敘述者自己和其他死刑犯的身體，都成為敘述者關心和觀察的對象，例如小說其他片段仔細地描述了3個死刑犯面對死亡時各自的身體反應，他們臨槍決前一夜的動作等。而每當敘述到這些部分時，描述往往很仔細，有時甚至會多個角度描述同一事物（例如天空和3個犯人的身體），敘述節奏因而慢了下來，情節也被淡化。從沙特的哲學背景來看，我們知道這種對人們在日常生活的前反思（pre-reflective）狀態下，把所接受到的、對於事物的樸素信念或知識，先懸擱（epoché）起來，然後回到事物在我們的意識跟前所直接給予的樣態（mode de donation, mode of giveness），並按其如此狀態描述，是沙特在文學作品中從事現象學描述時所用的手法。
死亡也帶來一些關於價值的思考。〈牆〉有一個情節是，主角於天明前再次被提審，敵方說只要主角供出革命朋友的藏身之所，他就可以獲釋。但主角說：「我只是要明白我行為的理由，我寧願死也不泄露格利斯（按：即Gris）的蹤迹，這是為了什麼？我其實已經不再喜歡格利斯了。我對他的友誼已在拂曉時前一會兒和我對於康翠的愛情同時死去。［……］無疑地我很重視他，他是一個硬漢，可是我並不是為了這個理由而願意代他去死，他的生命並不比我的生命更有價值。」主角明白對西班牙的革命事業來說，好朋友Gris比他更重要，但在死亡之前，在沒有上帝作為最高的價值判斷者的情况下，沒有人可以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說某種價值比起另外一些價值更高貴。這不是主角為了逃生而想出來的藉口，因為他說他可以出賣革命朋友來保存自己的性命，但他也不想那樣做。真正的問題是：誰可以在死亡面前判斷價值的高低呢？這是此篇小說由死亡帶出來的另一議題。
透過上述兩篇小說，我們看到法國現代小說中，如何透過西班牙內戰的國際志願軍去思考一些由戰爭而帶出來的議題，例如死亡如何改變我們與物件之間的關係，例如戰爭之中個人信念與集體行動之間的掙扎等。坦白說，以現時的處境，其實應該直接寫烏克蘭文學的，但筆者知識面非常狹窄，寫作時間也較匆忙，只能勉強寫一些邊邊角角的東西。而世界文學中，還有不少作品以西班牙內戰的國際志願軍為題材，如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就講美國青年羅伯特‧喬丹志願參加西班牙政府軍，在敵後搞爆破活動。為配合反攻，他奉命和地方游擊隊聯繫，完成炸橋任務。即使是另外一個政治陣營，也有以此為題材。現實中，也看到有俄羅斯人為自己國家出兵烏克蘭而感到羞愧，上街示威，也有俄羅斯年輕軍人為保護烏克蘭婦女而被自己軍隊的隊友殺死。面對諸種人間處境，可能要像海明威引用的John Donne那樣想：「無論誰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為我包含在人類這個概念裏。」
文•Sabrina Yeung（文學愛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