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浪潮裏,有移民的故事、霸權的故事;武俠故事、懸疑恐怖故事。導演們完成了14部作品,卻有一齣未獲電檢處發出核准證明書、一齣在上映前夕才被評三級過檢。邵知恩的《呼~》放映時屬於「留下來的人」一節,奪得本地競賽「鮮浪潮大獎」及最佳編劇,她既參與導演聯署批評電檢處做法,亦一同在戲院讀出始終不能放映的Time, and Time Again劇本,她說,「我們不想留下其他人」。去與留,《呼~》在30分鐘內細碎平淡地說出母親、菲傭、兒子面對的抉擇。嗒着充滿日常况味的對白,嗒到點點苦與甜,也嗒到此時此地包圍着每一個人的氣氛。「電影離不開時間」,這位年輕編導這樣想,「我只是碰巧將一個大家共同在想的問題,再想更多,而又碰巧在這段時間拍下了」。
留低以外,走的人也要關心
在工作室翻開她隨身帶出街的小簿,寫着地鐵這一幕:媽媽抱着女兒,雙手青筋都出來了,女兒錫媽媽,媽:「唔好啦,哎呀,你D(啲)口水好臭呀/唉又要洗面!」旁邊是個笑臉。Ma:「唔抱喇好重呀/抱唔到呀!」女:「咁我咩(揹)你吖!」Ma:「哈哈我跌了!唔好玩了!等等……等我扶實先……」然後女兒的回應是一個咧起牙齒的笑。
這些是她寫劇本的材料,「我成日都擘大對耳仔聽人講嘢」,但她愛聽的,似乎與一般八卦偷聽有些不同。「係呀好搞笑,如我阿姨,我沒特別跟家人說起鮮浪潮的事,之後拿了獎都沒說,突然這兩日阿姨看到報道就傳信息來恭喜我,我聽她的說話覺得好有趣,自己播了很多次,還播給工作室的伙伴聽」,她帶點老氣地學着阿姨的話:「欸吔,請你食飯呀,恭喜你呀」,「你呀媽呀,係我家姐嚟㗎,我哋好親㗎」,扮得自己也樂起來了,「我很喜歡聽這些」。
她的桌子在工作室的角落,「房裏那個朋友是修電話的,門口那張桌子是做心靈治療的」,看看幾近有10人共租這個空間,而《呼~》的靈感來自她鄰桌的IT朋友,「我初頭寫第一個人物是工人姐姐,這個朋友的婆婆已經不在了,姐姐是唯一繼承其手藝的人,我在studio都出名窮,朋友有時會跟我等價交換,我為他做些事,他就把飯盒給我吃,西蘭花炒蝦仁、梅菜扣肉、栗子炆雞,好普通但好食」。
戲中婆婆與工人常常一起出行,去灣仔看海、去教會為同鄉祈禱,她說有意少用近鏡,「鏡頭與人的距離、人與環境的距離都不是差很遠」,「在這環境之下,大家都是飄泊的人,但他們的關係其實是幾獨立的,不是冇咗你就好難生活那種關係,同樣地人與地方也是,我亦不是冇咗呢個地方就生活唔到,但這一刻選擇了在這邊生活。類似是這樣一種依賴」。
兒子因情勢不得不移民,她原本打算不必讓他在電影露面,「只講留下來的人,就忽略了走的人為何要走,我們也應該關心他們」。飾演兒子的郭小杰現實裏仍在香港,身在牢中,「他是一個演員,我一直覺得好可惜,因為對於演員來說,4年幾是一個黃金時間,我一直想問他有沒有興趣留下一些什麼,他初頭推掉了,以為時間配合不到,原來審完與判罪成中間有兩星期,我們就在這兩星期拍攝」。
母子在機場道別,母親給兒子輕輕兩句話,「要勇敢啲呀,你已經好叻㗎喇」。邵知恩邀小杰家人觀影,小杰在戲中叫阿媽的一刻,觀眾席上的母親也哭了,她後來才知道,真實中母親也有與小杰說同一句話,「他的家人跟我說,多謝你拍下了肥嘟嘟的小杰。他現在已經很不同了,這不同不單止是外表,我覺得某部分的他已經被強力及有意識地刮去」,「通常我拍的都是演員做番自己,我就記錄了那個時刻的小杰」。
「雜」是香港特色
她在想電影以內與電影之外,可以承載多少,即使只有30分鐘時間說故事。婆婆在雜貨舖打麻將的一場戲,幾隻麻將腳,後生女從外國短暫回港,對年幼的兒子說英文;與婆婆交換印花的老街坊文革後來港,普通話裏夾雜幾句簡單俄文。租場只有3小時,她寧願排戲花掉兩小時,「還有半小時要打點收拾場地,拍攝可能只有20分鐘,但我要取捨,我自己寫的劇本通常比較平淡,一出錯就很不真實,我也喜歡素人的質感」。年輕媽媽是她讀中大藝術碩士的同學,「每一場一定要很多時間排戲,要感覺有了才可以拍」。這場她想有的感覺,是一種「雜」,因為這是香港特色。她也拍婆婆與工人走西環邨的長樓梯,「套戲有山有海,曾經我們的公屋可以依山而建,現在又不是這麼回事了」。
「但我還是拍得不好。」她在訪問裏說了不下十次這句話,受訪最初未談自己的作品以前,她先談其他自己喜歡的「鮮浪潮」作品,「有點可惜的是頒獎禮沒提《煨燼》、《群鼠》和《九龍皇帝》,《九龍皇帝》拍了一套喜劇,還有武俠元素,講捉鬼的,跟我是很不一樣的風格,我都不敢講自己是否有成立一個風格;我很喜歡《煨燼》,寫有儲物癖的老人家,她的世界是怎樣,但不是一面倒寫阿婆心地好好,世界對她不好那樣;《群鼠》就很貼近時代,寫一間學校的風紀是霸權,拍得幾好,劇本也很紮實」。
規範扼殺很多可能
我們在觀塘海濱拍照以後,就回到她的工作室,窩在平時寫劇本的角落,抱着最愛的《蠟筆小新》阿呆公仔,她像回到家一樣神態自在得多。在演藝學院主修導演的她2017年畢業,她笑自己不是老師很記得的那種學生,畢業作品《當我們同在一起》寫一個要照顧病重母親又要打工的女生,下班時在公園遇上一個男生,二人玩玩鬧鬧,說些無聊話,互相陪伴。那是她的真實經歷,聽到記者提及這套作品,她笑言很心虛,因為拍得青澀,「我發現我有個調子,是小小的bittersweet」。當男生聽到女生的重擔時,說了一句「咁咪好辛苦?」女生因此訴說起自己的痛苦,男生卻說「唔係話你呀」,而是指她的母親。男生的父親也因工傷不良於行,二人作伴之間,不是互吐苦水,竟談起活在身體限制中的父母其實已很厲害。
「你已經好叻喇。」畢業幾年技藝成熟了,這個留給觀眾的信息始終沒有變。她入行後做過不少商業電影的副導演,出埠幾個月,每天是劇組最早開工最遲收工的人;開工24小時、30小時在所不計,「我開始覺得來到這裏已差不多,我不是想行那邊的路,做副導演是為導演執行所有事,如出通告明天每個組別call幾點;現場嗌action,將人排好位置,每一次我執行別人的劇本時都很盡力,但我發現我做不到……我做不到齒輪,掩蓋不到我的想法」。
睇戲是一件孤獨的事
她的書架上放着也斯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也有坂元裕二的《四重奏》劇本,我說喜歡《呼~》也因為在裏頭看到一點像坂元筆下角色對話的細微交流,還有雖然不避生活殘酷,結尾總留一線對人性的體諒。年幼的她已經抱着大疊VCD在梳化上看一整天的戲,她說「這是關於創作人如何閱讀電影及在戲院看戲這件事」,「對我來說,其實看電影是一件很孤獨的事,就算全戲院的人跟你一起看,你的感受都是得你一個人。當我發現睇戲好孤獨後,再進入做電影這件事,這樣講好骨痹,但我真心覺得的是,在用電影跟大家點一點頭。這可能是一種默契?在這個世界生活的苦,其實很多人都有共鳴,我可以用電影與觀眾點頭或擁抱一下」。
隨時間過去,路走遠了一些,三十出頭的她慢慢理解到「我是把自己看得很低的人」,也因這個性,她能張開耳朵聽不同人的話來得到趣味,甚至力量。當她說照顧了媽媽一段長時間,「媽媽走了對我的打擊都大,那時我只有十來歲,但我發現那種caring及看人的角度,可能成就了現在的我」,我就問,那是有真實的痛苦在,也可以令你成為完全另外一個人啊?「都係,所以我鍾意聽人說話,兩個相同的境况,擺兩個人落去都可以各走極端,但這才是不同的可能性,才是我鍾意呢個世界的地方,因為鑊鑊新鮮鑊鑊金!幾醜陋的人都有,但幾靚、幾純、幾有光采的人又有,甚至幾咁平凡、幾咁有主見或沒主見的人又有,咁先好玩㗎嘛!」
亦因如此,她作為鮮浪潮的得獎者,而同屆導演的作品不能放映,她並沒有覺得「哦,原來紅線劃成這樣,好彩我不是出事那個」,「問題是我們全部人都看過燕琳那條片,那是一條怪獸片,是懸疑又帶少少恐怖的片種,所以真係唔關事,你問我的話,真的只有燕琳這個名有可能瀨嘢,所以我們沒有搵到條線的感覺,這是不成立的,它不是要禁,只是不出放映證,而這種拖延用在任何一條片都可以,所以那也可以是我,或另外一條片」。幾名導演自發行動及得到創作者同意讀出劇本,希望令觀眾亦意識到事件有多嚴重,「前輩好興講規範才會激發你的創意,但它是扼殺了很多可能性,我的工作是在現實與虛構之間,下一些點點,讓人去聯想,可以點得空泛,又可以點得實淨,像依數字連出圖案,現在簡單來說就是沒有了這些,直接將這個空間摺埋」。
寫劇本最緊要坦白
「沒有可能性的地方好恐怖。」她形容創作是她面對世界的慌亂之中,尋找位置能夠自處的方式,環看工作室,這個月已送走了兩個室友,她坦言「此地不宜久留」的感覺,「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咁覺得」,她曾想過把電影改名為《大風吹》,在《呼~》片尾亦放了My Little Airport的《你說之後會找我》,「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已不知被吹到哪裏」,創作是她思考的過程,什麼是家,去還是留,這刻她有答案,「但我不會想一竹篙打一船人,因為我只是我,我成日覺得我好唔重要,但我要有自己的位置,經過了這個過程就可以拍」。戲中的婆婆留下來了,在老伴墳前說「幾歹就幾歹,燒賣就燒賣」,「這也是老香港的精神,這些對白是他們真的會講的,又如妹妹錫媽媽說的口水好臭,這些就是生活的touch,這些touch是有智慧在裏面,我覺得我做創作,最想要的可能是智慧」。
她喜歡也斯文字裏有走走寫寫的生活節奏,和「讓這個城市變得有趣,那種有趣不是小朋友的童趣,而是一些很簡單或很日常的事」,如果說她也有她的步伐,「我是比較慌亂的,咁講好老套,但寫劇本真係最緊要坦白,我不可以寫婆婆留下就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只能是幾歹就幾歹」,而離開了的人,「他們也好叻好勇敢」。她抱着流鼻涕的阿呆,眨着閃亮大眼睛讚歎他其實是個旁觀一切實則大智若愚的角色,「創作令我可以代入其他人的人生,或練習幾個人的人生,然後我就可以好似阿呆有些智慧,有賴我身邊遇到的人事物,可令我想得更遠,距離智慧又多了一小步」。只有坦誠,做的決定才不會後悔,她把這個智慧放在婆婆走出機場後與對工人姐姐的對話中,姐姐說阿媽想她回鄉,阿哥就叫她留多兩年,婆婆問:「你想呢?」
找到自處位置
每次重看自己的作品,她都發現新的缺點,「我本身的性格缺陷是將自己放得低,如果我沒有這個思考反省的能力,就好難去找自己的位置」,「我覺得好多新導演都比我做得好,但我開始發現,唔知係個人天真定點,我好似有丁點兒比其他人有種穿透的真誠,這也是朋友跟我說的,我初頭也不認,覺得這是太高的讚賞了」。她再次強調《呼~》還未夠好的一刻,我突然感應到自己有句該說的對白:「你已經好叻㗎喇。」她呆了呆,笑說:「我鍾意做啫,咁啱拍低咗,咁啱得咁橋」,「好多人應該都在寫這樣的事,因為大家都尋求自處的位置。我感激有電影這個媒介,如果唔係都唔知點搵我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