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兩個多月前舉辦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中，陳健朗導演憑着《手捲煙》奪得新晉導演獎。在得獎感言中，阿朗引述戲中的對白：「唔講一，唔講三，講二；唔講風，唔講雨，講咩呀？講雷。」這句對白是來自其父的。配合當日的一襲金髮，實在有股雷氣。
他喜歡以武功門派形容電影人，又經常強調繼續做，不斷做，不停嘗試，不用想太多。
拍過短片、電影，最近嘗試拍港台單元劇和Viu的長劇。在電影戲劇這個武林中，阿朗一路走來，有起有跌，但不曾停止修煉。
他朝要打出怎樣的拳法，或寫出怎樣的劍譜，人在江湖大海，還看毅力與造化。
中學時代，戲劇學會的師兄到各班級招募成員，阿朗由此接觸drama。當時未有什麼概念，只是純粹玩吓。而一齊玩的，還有師弟李駿碩。參與了一些校內以及聯校表演，慢慢覺得演藝可以天馬行空，因而興趣增加。但如果講到電影，那時還未有深入認識。大學選科，打算報讀演藝學院，卻因為一個小錯而失去機會：他記得遞交報名表的日子是2月最後一日，因此就31號去交。當然，一般而言2月只有28日，他就這樣與APA無緣了。後來報JUPAS，不想讀悶的科目，首選擺了港大文學院。可是成績稍不及，就進入了排第二的城大創意媒體學院。（話說我為了確認學院的中文名，特意上其網站查看。誰知一開頁面就見到大大個陳導演，當然是學院要恭喜這位校友。）
暴減20磅演癌症病人
在學院裏，阿朗真正認識何謂電影，他形容是「去了第二個世界」。那時拍攝風氣已經好強烈，他也會和其他學生一樣開始參與小型製作，跟不同的師兄師姐出crew拍畢業作品。「咁就覺得想有自己的作品。耳濡目染底下，你就會好想拍一個自己想拍的故事。我想是正式由大學開始的，開始拍narrative或者drama。」他的畢業作品是關於打拳的，而緊接着就拍攝自編自導自演的鮮浪潮短片I Can't Live Without A Dream。在這套短片中，阿朗飾演癌症病人，因此暴減20磅，好能演繹角色。「那時候看Machinist，見到Christian Bale減肥，頭髮好短，就自己也減磅剃頭。那時初生之犢，好想試啲新嘢。現在回望就不堪入目喇，但那時有團火，想做一些事情。」同時間，他曾經參與過燈光組的工作，覺得行業內的某些風氣有點病態，比較粗暴，他覺得不應該如此。因此拍攝時，也是帶着些少怒火去完成作品。短片除入展外，也令阿朗在札幌國際短片電影節奪得最佳男主角獎項。他認為那是一個里程碑，叫做完成了一個小目標，但隨後就move on了。這種不停步、繼續做的心態，似乎是他的處世方式。
阿朗今天以導演之名為人所熟悉，但他是以演員身分出道的。而其參演的第一部大型電影作品，是陳果導演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飾演潮童白膠漿。雖然未有因此而成為矚目的新演員，但也繼續參演了不少電影，例如《踏血尋梅》、《迷城》、《中英街1號》、《金都》等等。另外也有不少港台和Viu的劇，還有一些MV。回想起來，阿朗說暫時仍未有一個角色夭心夭肺，或覺得自己做得好好、非常有發揮。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他當時理解演員是比較被動的。「去到中段，就覺得角色開始重複，以前未係好通。這幾年對戲劇的認識多了，例如個system或者架構，知道個原點或者基本是什麼，因而看法不同。以前就淨係做囉，覺得情緒主導或者控制了。」他覺得要主動的話，就要創作，要去initiate。但那時認為演員似乎未能有這種initiate的可能，而感到被動。
拍《手捲煙》 家棟「好難搞」
後來稍為轉變，主力做導演。而他導演的作品中，目前為止最耀眼的，毋庸置疑是《手捲煙》。做了導演後，他對電影製作的想法也有改變，思考得比以前宏觀。他覺得拍戲最重要的，是導演、編劇，以及演員之間能互相交流。所謂交流不是傾吓偈，而是文本互涉、思想碰撞，產生一些融合或衝突，繼而衍生一些新事物。阿朗說他不擅長編劇，但認為演員都需要知道編劇的運作與筆觸、劇本的結構，還有文本當中的hidden meaning，否則無法演出什麼。而導演與演員之間，也需要產生火花。他憶述拍攝《手捲煙》時，最大的挑戰是和資深演員討論劇本。他聽聞過林家棟對演戲好有自己的一套，而事實上也是如此。「有次傾劇本，忙到好夜。佢就笑住問我：『喂，你覺唔覺得我好難搞？』跟住我話：『你真係好X難搞。』然後喺度笑。」阿朗認為每一個演員，特別是資深演員，都有自己的一套武功。而那套武功對他們而言，就是成功的方法。因此導演必然會和演員有思想碰撞。
當過演員，阿朗覺得自己也明白演員的心理。「演員其實是非常之脆弱的。On set的時候，其實好多doubt，只不過不顯露出來而已，他是最猶豫的。」因此做導演時，他會嘗試留有空間，令大家能夠互相共同創作。「如果是一個好演員，你不應該給direct order，要他必須跟你做某些事。其實有些『猜波』更好，因為如此你先至可以由本身的某樣嘢，再衍生到去另一個層次，或者變成一個混種。而那個混種可能更加好。」這就是他所講的交流。而這種交流會令情緒產生，因此情緒不再主導，而是副產品。阿朗說這種碰撞交流好難達到，現在也未敢說拿揑得好，仍在學習中。「我覺得去到每一個stage，在那個moment，你有幾多，就盡力做幾多。」
商業都可以有格調
我自己看《手捲煙》時最大的感覺，是難得有香港電影涉及少數族裔議題。我覺得該戲不算是直接探討少數族裔的社會片，而是少數族裔成就主要情節的劇情片。阿朗說其中一個出發點，是那時覺得雖然香港聲稱是文化融合和種族融和，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例如奧斯卡頒獎禮會看到不同種族的電影人奪獎，香港則未見，因此想嘗試令少數族裔能夠走進主流。更深入的一層，是想要探討身分問題。對於在港的南亞裔人士而言，究竟自己屬於巴基斯坦、尼泊爾，還是屬於香港，並不容易去定義。阿朗覺得這種處境也是自己一代人的縮影。「同我自己這一代8、90後的人，我覺得有些相近，都是有點四不像、兩邊不是人。你如何去定義自己的身分？」另一個角色則是指向老一輩的香港人，同樣有身分問題。「我爸爸那一輩的人，有一種好英國的pride，我好想擺番落去（套戲）。好多㗎嘛，我識我爸爸那一輩，都是有一浸戀英的味道。但𠵱家都不是屬於英國的殖民地，不是受英國統治，那麼他們何去何從呢？心態亦都係好矛盾。」
在香港拍電影如何艱難，一般人都會有聽聞。講到尾，就是時間與金錢的問題。阿朗覺得主要挑戰，是當資源有好大限制，往往時間就不足。因為拍長了，就要燒錢。「比如台灣他們拍電影，可能係一日慢慢拍2場、3場，希望拍得好。但在香港，一日你最少要衝4、5場，因為拍不完就無錢。」他覺得在這種環境下，香港電影傾向拍出狂與野性，而少了慢慢醞釀出來的細膩情感。我記得劉俊謙也講過，時間不足是在香港演戲的一大局限。另外在商業世界，籌措資金總有各種限制。例如可能有一些好想拍的古仔，但投資者會因市場考慮而猶豫或拒絕。除非是國際知名的大導演，否則想完全堅持己見，並非易事。阿朗試過兩次申請「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其中一次寫了一部gay film。雖然評審覺得古仔不錯，但卻認為題材有點太大膽。阿朗覺得，凡事都回到自己心中一把尺，視乎自己接受什麼。「我之前好抗拒商業的，但我現在不抗拒，因為我覺得商業都可以係有格調，或者有一點工藝，睇你點玩。比如史提芬史匹堡，對我而言就是一個非常之好的平衡。他的作品又有匠氣，同時又商業，各方面都balance到。當然他是大導演，資源非常充足。但我覺得這種方式是有可能發生的，還看自己的進步或者修為去到什麼地步。」
不過即使困難，阿朗也未想過轉行。就像我以往訪問過的一些藝術家、導演一樣，都是因為想不到可以做其他什麼工作，就繼續做。除此之外，相信也是出於對電影戲劇的熱愛。阿朗覺得電影之所以好玩，因為可以天馬行空，可以用五花八門的方式表達各式各樣的情感和看法。「好似Stanley Kubrick話，電影就是結構同埋節奏，我覺得可以玩一世㗎喇。你不停進步，你個結構和節奏如何玩，你愈去拍或者對人生愈有體驗的時候，你就愈會思考個節奏可以如何去做。我覺得這件事幾好玩，可以慢慢鑽研落去。」他形容電影就如其他藝術一樣，可以一直發展，是一個不斷追求的過程。以前他最享受的，是可以透過電影呈現某些motif（母題），但現在他更享受每一刻的進步。「好似有點籠統。尤其是如果每一次你找到正確的方向，你嘗試某些東西，你覺得有啲嘢袋到或者有一些演化，感覺得到有演化的養分，你就會想擺落去下一個project度試。」例如嘗試把一些自己對戲劇的理解放在素人演員身上，可能會有特別的效果。總之就是不斷嘗試、碰撞，甚至摩擦。談到這裏，阿朗再次以武功比喻電影戲劇世界。「比如演戲，大家都會爭論如何去演是正確的。一定有爭論，各門各派。但如果你擺你的一些理念落去的時候，又work唔work呢？試到某啲嘢，可能會更加鞏固對戲劇的某些看法。我覺得每一次導演都會攞到不同東西走。或者今次你對節奏觀察的敏銳程度提高了，或者你下次鏡頭嘗試不用那種處理方法。」藝術世界之所以迷人，正正是因為門派林立。大家互相切磋較勁，方能夠多姿多彩。
最近「Shall We Talk」計劃和港台合作製作一系列單元劇，而阿朗負責拍攝其中一集《拳》，剛剛上星期播出。故事中，黃溢豪飾演年輕拳手，是父親（何華超飾）拳館裏的新星，但因壓力太大而「僕冰」（吸食冰毒）。阿朗說故事來自一次和朋友在拳館吹水，知道某些拳手「僕冰」後就失蹤或負債，就以此為題材。「結構上想玩不是linear的（敘事），有少少reference Fight Club的寫法，去剪番幾個時空。嘗試喺結構度玩，以及喺精神狀態嘅呈現之上郁少少嘢去試。對我而言，就是嘗試可否把不同的form擺入去單元劇裏面。」有觀眾看過後，讚賞該劇拍出電影感。另外，他最近完成拍攝一套Viu的劇集。第一次拍攝長劇，又是不同的經驗。「3日半你要拍到40分鐘的content，所以那個取捨和精練程度有少少不同。但這就是腦筋急轉彎，看看你如何分鏡，如何調度演員。咁少時間一定有瑕疵㗎喇，但看看可以去到幾多、取捨幾多。中間有啲位你一定係要水過鴨背就要過，某一啲場口你就要focus。呢一啲就練習你的judgement。」阿朗就是如此在不同的form上修煉，嘗試練出自己的一套武功。雖然暫時仍未能自立門派，但肯定已在路上。
攞完獎就要move on
對於成為金像獎新晉導演，阿朗說並無好大壓力。就好像當日鮮浪潮短片成功後，就move on繼續拍。「你有無個名，你都要繼續努力，對於我而言就是如此。你攞完，又未去到Cannes。就算攞咗Cannes，你都要拍下一部啦。你愈來愈大的名，下一步就愈捉襟見肘，所以反而唔好理佢。」他知道有前輩奪獎後會猶豫，不知道下一套戲會否比前一套好。他的應付方法就是不去想，「做咗先」，反正總會有不好的作品，唯有不斷拍不斷做。回望過去32年人生，他說肯定有些時間覺得自己好慘好辛苦。但今日回想，發現其實必須要有些經歷，才有當下的自己。過了30歲，覺得時間過得愈來愈快。「唔知點解，個感覺就好似『馮馮』聲咁樣，就更加覺得如果𠵱家唔把握去做，就無得做。好老土的，就是不想老來後悔。每個人嘅一生都係咁多，或者之後可能會無記憶，但起碼做過囉。」那麼有否必須要做到的事？「起碼可以去到三大影展嘅紅地氈先囉，如果以電影嚟計嘅話。」
後記
阿朗提起近來比較深刻的書，是《西藏生死書》，主題是如何面對死亡。他說一向對宗教、New Age、佛教等好有興趣。讀此書的契機，是以前看過電影Enter the Void。導演Gaspar Noé讀了《西藏生死書》後，嘗試在戲中講一個瀕死的旅程。阿朗說根據書中所講，人的死亡除了肉體的面向外，還會演化為能量。「這點幾大impact。但係去到最尾無論如何，無論你信不信都好，你的記憶都只得一次。當下你做的任何movement或者action，先係最緊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