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雖然我沒有真的拍出來，但我腦海經常浮現這個畫面：一群黑鳥在天空徘徊。悽美之餘，同時展現了一個群體的威力與恐怖，我們希望成為當中一員，但同時必須背叛部分的自我。」這是比利時導演Lukas Dhont《親陌》（Close）文案中的第一場，首作《夢女芭蕾》（Girl）的文案也一樣。我們談到這畫面，然後想起墨西哥導演Alejandro Inarritu在《美麗末日》（Biutiful）中的天空，一個意象如何勝過千言萬語。
問：李駿碩。香港電影導演，作品包括《翠絲》、《濁水漂流》等。
答：Lukas Dhont。比利時電影導演，首作《夢女芭蕾》（Girl）。
男孩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Lukas Dhont的這兩部戲最後都沒有真的把群鳥拍出來，導演說，冰棍球其實已經象徵了這意象。男主角穿起黑色的盔甲，渴望消失於男孩之中，就如《夢女》女主角渴望穿著芭蕾舞衣消失於女孩之中。
導演回憶說，12歲那年學校到海邊旅行，到最後一晚，每個小孩都有一段表演時間，他播着美國跳唱女歌手Christina Aguilera的首本名曲Fighter跳舞，然後被同學們戲謔嘲笑了一段時間。自此他收起陰柔氣質，並放棄了成為舞者的夢想。這是年輕男孩都要面對的社教化過程，不論其性取向。
眼前這位導演拿下康城評審團大獎（僅次金棕櫚的二獎）時才30歲，也許因為年歲（與美貌）的關係，以至其作品的酷兒性，還有二人的世俗一面（經常表達對《鐵達尼號》的熱愛），外國影評經常拿Xavier Dolan與Lukas Dhont比較。如果前者是烈火燎原，那後者則是慢火細熬，把創傷一層一層挖開，在靜默中把羞恥與遺恨淨化。
Lukas Dhont的對白相對少得多，人物總是往內壓抑的，而他真人也一樣內斂。他說他小時候會羨慕有勇氣不理旁人目光的男孩，他自己則每天努力迎合着別人。然而舞蹈一直存在於他的血液內，他處女作以舞蹈為題材，到第二部，他說，舞蹈更像是一種創作方法。「當我在書寫，我還是用一個舞者的視覺去寫，我會寫動作的編排、身體的構圖，都是來自形體的概念。」
說的不是需要排演的動作設計，而是全片的調度、節奏與象徵，都明顯控制得精準。例如第一場戲，兩個男孩躲在洞內，幻想自己在戰場，被敵軍伏擊。畫面一轉二人在花田裏奔跑。他強調他透過兩個男孩兩組緊接的戲劇動作，對比出男孩們勇悍與纖細兩者的矛盾特質，「並置我們平時所接收的，與我們即將展示給你的意象」。
又如「黑鳥」的意象，一群男孩在訓練過程中，跟着同一個方向，由一邊奮力地溜向另一邊，然後又溜到原本那邊。在這大眾認知暴力的運動裏，男主角的傷痛和內疚都困在頭盔內。導演在第一部已展示出過人的調度能力，而第二部更把當中的意涵昇華了。
「他們不依靠演技，
他們依靠對方」
在場景設計方面導演明顯是精心計算的，但他的對白設計卻是放任的，因此觀影過程一點都不覺匠氣。
導演述說，他是有天在坐火車時遇見飾演男主角的Eden Dambrine，他一雙天使一般的眼睛、尖銳的輪廓和瘦弱的身體，都散發着中性的魅力。在第一天的集體選拔裏，他與另一位男孩Gustav De Waele已經充滿默契，從他們第一次試鏡就有種非與對方一起出演這部戲不可的感覺。「他們不只想自己的演出好，也想對方一起演得好，你可以感受到他們倆之間的特殊情感。」
兩位小演員在中選後就只讀過一次劇本，知道故事骨幹後，他們有6個月時間相處，去看彼此喜歡的電影，玩遊戲，到海邊散步。他們在相處中會談及戲內的劇情，也會分享自己對青春、朋友、男子氣概的看法。
自首次圍讀起，他們便沒有再在綵排中或拍攝現場裏再讀文字。他們只依稀記得每個場口的梗概，並用自己的語言重新演繹，例如「牀邊故事」那一段對白，由原劇本中的宇宙黑洞故事，變成現在蜥蜴與鴨的故事。導演說都是由小演員們完全自行創作，也把他文本中離地的部分修正過來。
除了素人小演員，圍繞着他們的專業演員，導演也用相同的方法，造就了當年憑戴丹兄弟金棕櫚作品《美麗蘿賽塔》（Rosetta）以素人姿態拿下康城最佳女演員的Émilie Dequenne的近年最佳演出。對導演來說，所謂演技從來是次要，最重要是兩家人看出有愛，如此關係就會成立，角色也就成立。
對準社會規訓議題，而非家人間的衝突
看Lukas Dhont的電影，最深刻印象是這些家庭都很溫暖，雖然是酷兒，但家人們都對孩子採取完全接納的態度，在《夢女》裏，單親爸爸對孩子要變性這回事更只有支持與呵護。兩部電影就算在朋輩之間有張力，也沒有明顯的暴力與排擠。導演解說，他的電影不是關於人際衝突，而是自身與性別社會規訓之間的衝突。
「我們由出生開始，身體與行為就已受制於一系列的期盼與規訓。我把主角與家人的衝突從這方程式中刪除，就能更聚焦於我們與社會文化之間大衝突——在無處不在的父權文化中對於男子氣概狹隘定義。」
在充滿愛的成長環境下，關於性別惑亂的悲劇依然命定一般地發生，這更反證在各種社會規訓與性別霸權面前，愛顯得無能，但愛帶來了希望，而在這氛圍下人性感受更細膩，痛苦來得更深刻。
導演不是在否定世上部分性小眾所面對實在的家庭壓力，無意把處境理想化，但這是他的創作導向。「在這兩部電影裏，我想描繪家人是溫暖的，因為他們的確可以。」而這裏的家人，不只是家長，更有兄弟之間的愛。
「在青春片，大哥總是那個衝下樓梯的角色，打了他的弟弟然後離場，這就是我們在銀幕上看見的大哥。這定型一而再再而三否定和低估了年輕男子的情商和同理心。在這關於挑戰男性定型的電影裏，我希望呈現一個不懼怕親密的大哥。」
導演說，最近他感受到《親陌》在美國對觀眾的衝擊比對歐洲觀眾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來是美國對年輕男子的性別定型更牢固，二來是這部電影其實用上很多扎根於美國的意象——草原上的牛仔：孤獨、暴力、對親密接觸抗拒，同時這電影解構這男子形象脆弱的一面。
在講述這部電影的概念起源時，導演經常提起美國心理學家Niobe Way的著作《深藏的秘密》（Deep Secrets: Boys' Friendships and the Crisis of Connection），研究了百多位男孩於13至18歲之間的變化。13歲時，男孩談論同性朋友時，用詞就像朋友是他們在世界上最愛的人，會向他們掏心掏肺，打開心扉。研究員每年都會定期對同一批男孩進行訪談，發現隨着年月增長，他們逐漸對同性朋輩間的親密失語。
親密與性之間的界線模糊，在青春的社教化過程中，男孩因避免其性傾向受懷疑而必須放棄與生俱來的情感。在故事裏，透過重塑父親與兄長角色的溫柔，導演反而突顯男孩踏進青少年的殘酷過程。
文靜男孩的世界舞台
Lukas Dhont說話很文雅，每問他故事裏的各種立場與處理，他都仔細剖析逐個細節，而且不諱把創作過程理論化，「意象」、「形體」、「心靈淨化」、「男子氣概」，這些用詞統統來自他口中，說起來溫婉而不做作。
我暗自佩服他深入淺出的能力，最近看《親陌》與《日麗》這些歐洲新導演作品，都能強烈感受到他們受當代思潮影響，同時糅合了獨到的電影語言。故事很簡單，不需太多劇情，一個畫面、一組動作已能牽動觀眾情緒。
《親陌》提名了今屆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後，他一直忙於在美國宣傳，在創作、製作和發行的路上，不斷邊做邊學。問他有沒有意進軍荷李活，他笑笑說，拍畢首部作品得到一定的成功後，拍第二部前其實也迷失了一段日子，像童年時代一樣，他還是會着緊別人的眼光。行業對他的期望令他不安，並且花了一段時間才能撇開心魔，看清自己心底裏真的想說的故事。
現在他的舞台更大了，但言語間總能感受到他對於創作的謙卑與自省，在解構性別與闡述理論的時候還是步步為營。他不排除往後的作品規模更大，但總是強調他的創作需要「迫切性」，不論在任何地域任何設定，都要對故事有非做不可的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