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流行文化離不開歌影視，前文在電影和電視劇圈「瞻前顧後」，今趟終於駛到流行曲一站。陪伴港人走過將近半世紀的音樂節目《勁歌金曲》近日忽然宣告黯然落幕，似乎亦意味着傳統流行音樂傳播模式今非昔比。香港樂壇近年除了男團MIRROR橫空出世，其實亦湧現一股獨立音樂出身的「樂」勢力；前者繼承香港樂壇傳統塑造天王巨星的方程式，後者又會否為香港音樂另闢蹊徑？今期專訪香港新舊獨立音樂人，看獨立音樂與流行文化的前世今生、愛恨交織。
十幾人夾四隊band
當推介流行音樂的《勁歌金曲》都到步入終結時，或者流行文化的定義、標準也在轉變，以前是唱片銷售數字，現在網上計的是hit rate，從前電台電視按播放率有自己的排行榜，現在民間也有聽歌App的客觀數據，「流行」就從家家戶戶的公仔箱，轉而隱入個人的手機與電腦屏幕上。相比起傳統與唱片公司簽約謀更大發展，現世代透過網絡成立自家廠牌，以闖出更大的知名度及找尋支持者，變得更容易，獨立音樂也有更大空間去搶佔主流的位置。
獨立音樂廠牌Terminal在今年初成立，旗下包括4支樂隊：Noisy Charlie、Clave、Luna & the Bosin和RAM（見表），期望透過廠牌互相壯大。Luna & the Bosin的主音Luna說：「突然間覺得既然大家都有這麼多能力，可不可以再發大一點，就好像1+1大過2的感覺，交換所有人的技能或者互相宣傳。」Clave和RAM的低音結他手Anson就覺得Terminal比較像一個community，Clave的鼓手Horace續補充，4支樂隊風格不一，變相受衆不同，無論音樂創作上、受衆上也可達成協同效應。即使音樂風格不同，Noisy Charlie和Luna & the Bosin的鼓手Terry認為：「其實我們大家理念上都有共同的area ，既然方向是一樣的話，不如嘗試集中資源去做一個廠牌，對比起自己每一個獨立單位去做，力度就會大很多。」
「宣傳也有分很多部分，譬如寫字（文案）或者對外聯絡，有些人又要懂得剪片或者熟悉社交媒體，那麼如果我們現在這裏有10幾個人，其實就可以分散一些工序。」Luna說。4隊樂隊，10多個人，總有一個認識相關技能的團員。新一代似乎多了渠道接觸聽衆，社交媒體和串流平台大行其道，但資訊太多，其實聽衆未必消化到自己喜歡什麼，Terry解釋：「現在社交媒體發達了，反而宣傳自己音樂的門檻高了。譬如我現在出一首歌，如果我沒有MV去跟的話，其實那個效果已經差很多。但MV是成本、想法和時間，三樣結合在一起才能做到。所以門檻其實比以前再高了。聽衆可能也會出現有一點點審美疲勞，因為每天實在太多東西看了。」
音樂人要識IT
社交媒體演化下，人的注意力愈來愈短，音樂也變得愈來愈即食。音樂看似在網絡上平等分享，但現今音樂人還要懂IT，才懂得演算法的遊戲規則，而大型唱片公司必然有更多資源去玩這場軍備競賽。「我們沒有這個技術的時候，做這些東西就會比較吃力。我們又沒有這麼多資源去找一個部門，或者一個人去幫我們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就要不斷學，不斷去追現在的運算。」Horace說。
主流與獨立音樂的分界，Terry認為也是由觀衆定義，並非創作人選擇，「譬如如果我當hip-hop在香港是主流的話，其實它就已經不是獨立音樂，它已經是商業音樂了。 所以看你怎麼看，只不過我們（創作）的想法很純粹」。4支樂隊也不是玩香港主流曲風，有R&B、neo-soul、heavy rock，「我們都是玩自己喜歡的東西，沒有特別衡量究竟它是商業還是獨立而決定去走哪一個方向」。
「對我來說，我覺得mainstream是看你玩不玩遊戲規則。因為mainstream其實都是簽了公司，然後有特定的市場推廣、有特定的宣傳，你就可以容易接觸到聽衆。Indie沒有掣肘，但所有東西都是你自己決定和落手做。」Anson說。雖然得到了完全的創作自由，玩音樂還是受困於生活，要錢餬口。Luna說起Terminal的組合：「我們這個group裏面，有人有自己生意；有人做全職；有人除了做自己音樂，都會在商業音樂或主流音樂裏面分一杯羹；有人做freelance，即是什麼人都有。所以當我去跟外面討論做音樂很慘，不是真的慘，是我們自己選擇。」
香港人疫下發掘本地音樂
主流商業音樂和獨立音樂的界線逐漸模糊，因為主流與否很大程度上也是說受衆多寡，Terry發現「近這兩三年環境開始有些變化，聽衆的mindset開始open，反而開始有些heavy少少的音樂，都開始接受」。他估計疫情期間，香港人困在本地，所以開始發掘本地的新事物，譬如留意本地音樂人，「原來香港有人玩這類型的東西，他們才開始接觸到。原來世界不是那麼小，是很大。所以他們就開始自己去找show看，有些人平時沒看show的習慣，看完發覺原來幾好玩，就開始接觸不同類型的音樂」。疫情期間，樂迷盛情難卻，每逢開現場表演都會爆場；疫情過後，他們就發現每次演出的整體票房都變差，估計消費在開關後都落在出國旅遊上。
新一代獨立音樂人似乎更願意主動走進主流音樂市場，讓更多聽衆認識自己的音樂。Luna說如果做自己音樂也受主流觀眾歡迎的話，「其實我們都很歡迎商業」。然而，從Terry觀察，香港聽衆從前、現今也較少接觸不同類型音樂，變相所謂主流商業音樂相較單調；Anson則認為原因在於缺少渠道，「所以Terminal可以做的事，就是想給大家聽多一點不同風格（的音樂）」。
即使是獨立音樂，也可代表香港與國際接軌。「我們一直在想香港音樂怎樣可以reach out到外面很厲害的festival。其實（有一些獨立樂隊）去日本或泰國一些live house做表演，只是我們可能還欠一些connection和budget。」Luna說。香港獨立樂隊話梅鹿和雞蛋蒸肉餅也曾在台、日闖出名堂，香港音樂絕對具備實力，惟仍欠缺向外人脈。Anson如此總結道：「發掘一下香港本身很出色的音樂人，然後再支持推他們出去（國際市場），我覺得這才是真的幫助香港音樂。」
MLA比主流更「主流」
談香港獨立音樂很多人自然想起My Little Airport（MLA），由獨立闖進主流，有時比主流更「主流」，更孕育了20年來的一代代香港文青。MLA幕後的維港唱片（下稱維港）亦將在明年初迎來20周年音樂會，由一衆新舊樂隊22cats和False Alarm等獻唱。不過與其說維港是一間唱片公司，身為False Alarm的結他手及主音的Billy覺得它更像一家公社。20年前，很難想像一個人可在自己睡房裏錄製歌曲，「因為出唱片一定要有唱片公司——有人幫你錄音、有人幫你混音、幫你發行，但維港全部都是自己做」。網絡還處於較多文字討論的年代，CD幾乎是讓音樂最廣泛流傳的途徑，維港亦是發行到各大CD舖，也寄給電台DJ派台播歌。
維港「公社」集合不同樂隊、組合，人力資源也是其次，「最重要是自由」。「我可以做我的音樂，我喜歡整首歌都用C chord，3分鐘，吹咩？ 但我沒有壓力，一路挑戰主流大衆。」無可否認主流方式養活了音樂工業下的一班人，但一般唱片公司考慮到市場，公司必然對造型和創作有其看法；對於追求絕對自由的創作人，公司期望恰恰是他們的束縛，「我想寫一粒粗口字，這樣都不可以」，當然「問題就是不可以全程投入音樂創作，因為要上班」。
2000年代末YouTube面世，Billy也是第一代製作MV上載到YouTube的音樂人。一般認為網絡有助獨立音樂人推廣音樂，Billy雖認同網絡能夠做到「漁翁撒網」，但網上「花多眼亂」，香港獨立音樂亦更難被人看見。反而唱片年代，歌迷買光碟回家，聽完不喜歡就放在一旁。但光碟買了回來，不會只聽一次，再聽兩三次，可能就有翻身的機會。
獨立音樂當中的主流MLA，掀起一股文青風音樂；但上世紀80年代末成立、活躍於90年代的樂隊Adam Met Karl（AMK）同走文青風，反被當時主流唾棄——當時主流更傾向陽剛味濃的搖滾樂。人做我唔做，反讓AMK殺出新血路，Billy憶述1990年代叱咤903開始強調「無樂不作，無處不在」的原創音樂，反觀當時樂壇有不少日語流行歌曲改編的流行曲，務求穩打穩陣，「尤其是叱咤樂壇帶起indie alternative，所謂『有樂』就是另類」。
散落各平台 在幕後出力
Billy認識AMK，也因為林海峰在商台不斷播AMK的《請讓我回家》——「既然你不喜歡我／我就會歸家去掃地」，的確很另類。後來林海峰的實驗電影《天空小說》也找來AMK創作主題曲《一人分飾兩角》，並由天后王菲演唱，甚至AMK有一首歌曲用作服裝品牌佐丹奴的廣告歌。雖然另類，卻滲入主流、反轉主流。
流行文化中的主流與獨立音樂彷彿分庭抗禮，Billy感覺普遍人們認為獨立音樂是通往主流音樂的階梯，有主次之分，但「如果全香港都是indie band會怎樣？悶到XX。全香港都主流（音樂），更悶」，百花齊放才是樂事。除營運模式不同以外，獨立音樂不代表拒絕主流平台，Billy和False Alarm也會上叱咤903訪問，「 都有主流樂隊找我們做supporting，我們不介意，所以我們（獨立和主流）不是對立的關係」。
無可否認，事實上往往是獨立音樂的音樂人流向主流音樂，浸潤主流音樂，反其道而行則少之又少。一個音樂人屬於主流還是獨立，愈來愈難分得清楚。簡單就如不少紅星演唱會的幕後樂隊也是玩獨立音樂出身；李澤民（CMgroovy）由獨立樂圈的「人山人海」監製，到近年甚至擔任《全民造星》的音樂總監；AMK成員許惠琛也曾做出不少楊千嬅膾炙人口的金曲。「藝術層面，我自己覺得好像indie在給主流supply」，特別以幕後身分——作曲、作詞、編曲、監製，出一分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