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蔡玉玲查車牌案終極勝訴，記者查冊無罪，真誠的新聞調查無罪。兩年半前，這位港台記者因為調查元朗7．21襲擊的涉事車輛被捕，被押返警署告上法庭。一切就像蝴蝶拍翼牽動世界，蔡玉玲的人生軌迹急劇轉動，她被港台停工，炒散搵食，到後來出國留學，回港創立《集誌社》，同時硬骨頭用自己積蓄上訴，打到上終院，最終公義得勝。我望着小記者在危難下走上英雄之路，可歌可泣，但這篇文章不要再添光環，而是要「揭發」她最怯懦、最軟弱的一面（哈哈！）。這時代不需要太多英雄框架，我們都只是有血有肉的人。
問：鄭思思，前港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的前同事。
答：蔡玉玲，前港台記者，因調查元朗7．21襲擊的涉事車輛，成為首個因查冊做報道被捕的記者。
歷史回帶，2019年7月21日當晚，元朗鳳攸北街一間商舖的閉路電視拍得大批白衣人聚集，而在晚上8時許，一輛中港車牌的車輛駛至泊下，到10時多，一班白衣人在車尾箱拿出竹枝分派離開，不知去向。後來，元朗西鐵站爆發襲擊，白衣人追打途人，無警時分39分鐘，震驚全港。案發一年後，懸案未解，官方論述更改為白衣人與黑衣人的暴力衝突，我們幾位《鏗鏘集》編導一起翻看閉路電視片段，追查線索，而蔡玉玲，花名阿包，負責在運輸署網站按車牌查閱這中港車的資料，其間她申報查冊用途，剔選了「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一項。報道「7．21誰主真相」其後在2020年7月播出，瀏覽量過百萬。
幾個月後，11月3日，阿包突然被警察上門拘捕，她被控在查冊表格上作出虛假陳述。我們一班「同謀」只能在電視望着阿包被押上警車，一名女警一直按着她的膊頭沒有鬆開。當時的政治氣氛尚未算嚴峻，未有初選案，《蘋果》《立場》《眾》仍健在，沒有人能預料記者被捕，連國際新聞也大篇幅報道。我問阿包被捕時有沒有心跳手震？她說自己開動了工作模式，沒有太大情緒：「真係無喎……如果我回憶，當然我不知道喺我心目中有無美化自己啦，但我又覺得我tend to可以面對突如其來發生的事，而令自己盡量唔好慌忙嘅人嚟嘅。」她當晚離開大埔警署還接受訪問，呼籲同業繼續「信守價值，無畏無懼無私」。
讓我們嚎哭和發泄
她在鏡頭前一直大義凜然，冷靜沉着，但人類又怎會沒有脆弱的時候？被捕後，她不能再繼續《鏗鏘集》的工作，被褫奪記者職務；公務員事務局亦劃清界線，指阿包不是政府僱員，屬服務提供者（自僱合約），所以不能提供任何僱傭保障，包括法律援助。有晚同事聚會，阿包聽到一些高層回應後突然嗚嗚地哭起來，她自己形容為：「是嚎哭啊，是發泄嘛，喺一班你信任的朋友面前……你唔開心咪喊囉，嬲咪鬧囉。」
有一次，她甚至在律師面前哭，嚇壞人。案件在她被捕後差不多4個月後開審，阿包明顯清減了。干犯虛假陳述有可能面對最高半年的監禁，律師要她預先準備好求情信，建議她找港台最高層。她硬着頭皮試過一次被拒絕，律師又再建議她找這一位和那一位高層再試，她感到很為難：「我知道係唔得嘅，咁佢哋係一個官方身分，好難entitled去做，我要問，又要被人拒絕，人哋難受我又難受。始終有一條刺，情感上，我會覺得係咪少少責任你哋都唔畀我？道理上我體會到佢哋嘅困難……嗰種好害怕提出要求被拒絕嘅感覺。」有次律師又在電話上催促，她便急得哭起來：「佢無心嘅，佢覺得係好普通嘅一件事，佢唔知我心入面有咁多小劇場……佢都嚇咗一跳，佢一路都以為我好硬淨，無咩問題，但原來佢估唔到我收埋咗一啲嘢喺心入面。」說起這段回憶，阿包仍然是眼眶一紅。
世界有時候真的讓人很難過。2021年4月22日，法庭宣判阿包罪成，成為7．21首個被定罪的人，而獲多個新聞獎項的《鏗鏘集：7．21誰主真相》就是罪證。主任裁判官徐綺薇指，蔡玉玲清楚知道查冊是為了「查找」車主、「採訪」及「報道」用途，與她選取的「其他交通及運輸事宜」用途無關，無論她是否出於良好動機，都是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判處罰款6000元，是傳媒行之多年，首次有記者因查冊罪成。
良心的守護人被定罪
辯方只呈上兩封求情信。根據《明報》報道，前記協主席岑倚蘭在求情信說：「竟因查冊這新聞界普遍會做的事而被捕，感到痛心」；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的求情信，讚揚阿包是「非常優秀的調查報道員」，指出調查記者被譽為「良心的守護人」及「民主社會的偵探」。阿包說兩封信也是當日才送到法庭，她第一次聽，邊聽又邊哭，要脫下口罩，用紙巾狠狠抹眼淚。她在庭外含淚說：「我會繼續在新聞行業裏努力，那是對這次判決最好，最積極的回應。」
輸了官司要上訴嗎？良心的守護人也只是普通打工仔，要搵食交租供養父母，生活要精打細算，早兩日才喜滋滋跟我說用港鐵「全月通」慳了幾百元交通費。為6000元罰款上訴，她又要承擔幾多錢？幾多心力？雖然律師算是半義助，但每一堂動輒都要過十萬，之前靠朋友集腋成裘，她認為上訴的費用不能再求人，只能靠自己工作十幾年的積蓄（懺悔：同謀me無畀過錢）。好朋友勸她為自己着想，阿媽希望她不要多事，但她最後決定上訴，facebook記低了她當時的感受：「此刻若放棄追求公義，必定令我悔恨終生、夜不能寐……期許自己活在真實中，真誠、善良、正直地活着。」
被捕的蝴蝶效應
被定罪後一個月，她終於收到一些好消息。阿包考獲哈佛大學尼曼獎學金，能前往美國進修一年，研究在政權下如何發展獨立及調查媒體。阿包說這次是她第二年投考，能夠成功或多或少跟她的案件涉及新聞自由被打壓有關， 如果被捕是蝴蝶拍了一下翼，她的人生軌迹開始一環扣一環地改變。她被定罪幾個月後出發去美國，而上訴排至翌年。
在哈佛大學的一年，阿包得到很多啟發。他們每一位學人也要準備一個多小時的演講，主題多年不變，關於「Why I do what I do （我為什麼做我所做的事情）」。她花了很多時間回顧人生，亦報讀大學的一些領袖心理學課程，像重新翻看自己人生的相簿，思考如何成為今天的自己。但有一段時間，她情緒低落噩夢連連，那時候，香港一個一個公民組織被解散，傳媒人被捕；而她身處青葱校園，優哉游哉，但又經常看新聞看到哭。她記得其中一個噩夢：「嗰個噩夢好明顯同工作有關，我喺觀塘拎住一個啡色、政府嗰啲大紙皮袋，入面有堆文件，跟住喺條街有一隻透明人體的東西，想搶我嘅嘢，好literally係一個透明人體……我就誓死攬住嗰堆嘢，跟住入咗觀塘一棟大廈的𨋢……隻透明怪喺𨋢度想伸手搶我嘅嘢。」
她說當時有很多情緒、愧疚、擔心，還有恐懼，焦慮回來香港的情况。那時候，有不少海外傳媒找她做訪問談香港新聞自由，她推卻了訪問又自我怪責：「你又話捍衛新聞自由，叫你去講，你又唔夠膽講，你講乜春啫？你自己都唔保衛，咁邊個保衛新聞自由啫？會怪責自己，覺得自己係咪變咗，有好多自我質疑。」她很痛苦，因為我們都只是怯懦的凡人。
跟心裏的恐懼小朋友傾偈
就在這段低潮，蝴蝶又來拍翼了。2021年，菲律賓記者Maria Ressa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她來到哈佛大學分享。阿包碰見了她，問了一個問題：「究竟咩係fearless？」Maria Ressa答她，無懼不是沒有恐懼，而是你有勇氣去面對它，去管理它。這答案看似老生常談，但阿包覺得是一個轉捩點，令她明白恐懼：「即係唔需要太為恐懼而覺得shameful，唔好因為覺得好羞恥而唔正視自己嘅恐懼……其實恐懼係一個人保護自己的機制，好biological，係心裏面其中一個照顧你的小朋友。你要recognise這個小朋友的存在，你要同佢傾偈，你要去管理佢，唔好畀佢控制你的一切。」
在學人計劃，阿包有機會與不少在戰地採訪或來自獨裁政權的記者交流，例如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她聽到很多有血有肉的經歷。她又學習一套風險管理，把商業上常用的風險評估矩陣（risk assessment matrix）套在傳媒身上，簡單意思是，要你把恐懼拆件理性分析，擔心會發生的事件、有何後果，全羅列出來，再按發生的可能性和嚴重性評分，由1至5量化，再逐項制訂監控和應變策略。這一切讓阿包更懂得管理自己的恐懼，甚至影響她的人生，影響她返香港創辦網媒《集誌社》。
真誠的新聞調查無罪
之後都是歷史了，阿包去年底高院上訴失敗，再打上終審法院。6月4日晚，她還在《集誌社》工作到深夜2時，幾個人的小網媒不停更新維園情况，忙完回家她草草睡覺，天光便爬起牀，腦空空來到終審法院。誰會料到，判決書宣布小記者的終極勝利。判詞道：表格上「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的選項，定義籠統，無理由將真誠的新聞調查排除在外，判處蔡玉玲無罪。她在庭外說：「我相信心中的信念始終很難被人取去。無論今天是勝訴也好、敗訴也好，我覺得過去數年的堅持其實已經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阿包花了30個月去證明自己無罪，去證明真誠的新聞調查無罪，有血有淚。所以當特首李家超稱判決反映香港司法公平公正，阿包感到憤怒，她問，為何要被告自證無罪？政府和司法系統掌握龐大資源，但付鈔的也是納稅人，由警方決定拘捕，到律政司決定檢控，過程是否真的沒有任何問題？
到這時勢，她仍大聲問問題，還有她《集誌社》的創刊辭仍寫着「監察權貴」。阿包在我心目中固然是英雄，但我不想將英雄的框架套在她身上，讓大家仰視拍手，甚至心安理得地認為自己不是英雄，可以收工yeah。我要大膽揭發，她每次散庭後滑手機是急着看自己的相片靚不靚，每遇到攝影師低炒，她便皺眉哀嘆，不太理會新聞內容！她明明只是一個普通女人，她可以捍衛新衛自由，她可以堅持到底，她可以管理自己的恐懼，或者我們都可以？
後記：
我在新聞看到你久違的相片，你在狹縫中被遮擋下仍努力真誠地笑。你是如此努力讓大家看見彼此，看得人要滴下眼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