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財爺一句「把香港的夜市搞活搞旺」短短10個字，可謂掀起輿論巨浪。香港雖然不缺夜市，但已一日不如一日，記者走訪廟街，小販紛紛向記者投訴：「可唔可以搞旺廟街先？」北河街小販亦對夜市不抱希望，反映目前已受太多規管，不知未來如何搞夜市。
路邊攤販：悲觀、失望！
晚上8時左右到訪廟街，算不上人頭湧湧，但和疫情期間相比，小販車上的燈膽一個個發出光芒，數量肉眼可見稍為增多。阿玲（化名）在油麻地天后廟附近擺攤30年賣一些古玩，「我的青春都獻給了廟街，但搵唔到錢，你睇我啲白頭髮」。阿玲的攤位當晚擺在紅綠燈下，左邊是車來車往的馬路，巴士引擎聲和綠燈「嘟嘟」聲震耳欲聾，右邊則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她回憶，早年的廟街很旺，如今個個難做生意，「既然你係記者，就同政府講搞夜市可唔可以搞旺廟街先？」
疫情之前，即便是三號風球，阿玲也會出來做生意，擺在美都餐室的遮蔭處，「一日賺三四百蚊」，可現在1毫子都無，一個月只賣出800元（生意額）。既然如此，為什麼仍然堅持？「我就靠此為生，若因生意不好就停手，那豈不是更加無錢賺。」
無牌的阿玲以往經常被食環署拉，「企喺度！」她繪聲繪色地模仿着，並稱自己從20幾年前就是食環署的關注對象。阿玲講話時總是笑，臨走前還囑咐我幫忙宣傳她的商品又平又靚，「未來能做幾耐就做幾耐囉，希望我身體一直健康！」
阿玲告訴我，在美都餐室西側廟街擺攤的小販也無牌照，提醒我接觸時要小心。於是我走過去，先裝模作樣地問擺在路中央的鄭伯伯（化名）對政府要搞夜市有何見解，他聽後拍了拍隔鄰攤檔老細阿強（化名）的後背，並重複了一遍「記者問你點睇夜市」，「悲觀、失望！」正整理貨物的阿強背對着我悶悶地回答道。
靠東南亞旅客續命
本以為鄭伯伯拒絕採訪，不料聽罷阿強這4個字，話匣子開了，語速如機關槍。「政府要搞夜市，首先要有海外遊客，他們消費能力高，現在只得內地客，但我們都從內地入貨，怎會有人買？」阿強這時也湊了過來，並說：「疫情之前，廟街有好多日本、新加坡、東南亞遊客，還有很多鬼佬，現在完全無人，最多得番東南亞旅客來救經濟，新加坡和日本人都絕少，你可以去問問政府點解鬼佬都唔來嗎？」阿強用手指着路過的行人對我說：「本地人不會選擇來廟街買東西，你看有人停下來嗎？」
鄭伯伯和阿強在廟街擺攤30幾年，「以前人山人海，一條街道可以擺滿四列」，見二人口若懸河，忍不住問了牌照的事情，鄭伯伯沒有正面回答，說這裏攤位是政府特別批准（油尖旺區議員何富榮證實此處小販均無牌照），「但如今無生意，有牌無牌有咩分別？」他又強烈建議我去廟街那些擁有牌照的固定攤位走一圈，便可了解真實情况。
架於北海街至西貢街中間的廟街當晚還算熱鬧，和天后廟北側的廟街不同，這裏時常會遇到鄭伯伯和阿強「夢寐以求」的「鬼佬」。原以為小販心境也會有所不同，但經營賣畫生意的李伯伯（化名）聽完我的問題，只有冷笑說：「我成日被食環署問候，點樣搞夜市？客人都盡量唔消費，又點搞？」他說完，幾個美國遊客沒有議價便買了一幅畫，李伯伯忙完後着記者搬張櫈坐下來吹吹風扇，當賀他有生意，他卻苦笑說：「今晚生意就賣出一個玩具和一張畫，我每日皮費都200幾蚊，根本搵唔到食，都是自己補貼生意。而呢條街不止我一個人這樣，我相信很多人都如此。」
持牌的李伯伯在廟街做了五六年，指食環署的規管愈來愈嚴格。「我有兩個檔，食環署要求助手僅可以在廟街這個檔收錢，不可以去另一個檔。我若再請多個助手，更加無錢賺。」檔位又時常被指前後超出界線，不過幸好只被食環署「嚴厲警告」，未曾試過罰錢或上庭。
北河街一帶烏燈黑火
從廟街去到北河街附近已晚上10時，甫落巴士轉頭即見到一群黑壓壓的人在荔枝角道和北河街之間的路口來回穿過，往醫局街方向走，和廟街燈火通明的景象截然不同，微弱而稀少的路燈不足以照明，惟有路過的巨型貨車和的士車燈偶爾照亮街道，來幫襯的顧客自覺地開着手機的小電筒，或用來看路，或用來研究攤販的「寶貝」，專業一點的則再配一支手電筒，倒真像是名副其實的夜市，但因這些攤販無牌，又難言名正言順。
年近80歲的阿光（化名）在北河街擺了40幾年，每天從早上8時15分開始，差不多擺到晚上11點半。他的攤位很樸實：在綠箱子前墊塊不算太大的紙板，擺幾張舊光碟、茶具及裝茶葉的紫砂壺。阿光說，這些都是自己家裏的東西，年紀大了，一次拿不了太多出來。
阿光表示，自己不怕食環署，也沒被拉過，「我咁大年紀，賣的東西都不值錢，比不上其他有牌照的小販幾千幾萬的家當，他們才不稀罕管我」。又問他如何看夜市，阿光直言「無可能嘅」，「𠵱家我哋都無生意，難道搞了夜市就有生意嗎？政府講夜市講了好久，但他們的話聽吓就好」。和他蹲在路邊，不時有顧客俯下身把玩那隻紫砂壺，卻不見成交，舊光碟更是無人理。阿光也許是習慣了，只囑咐一句「因住！紫砂嘅！」便再回頭應付我的問題。他說目前顧客不多，大部分來自內地，海外遊客基本是東南亞，「我無文化，可英語都識聽幾句」。疫情3年，阿光照樣出來擺攤，「都無生意，但不想在家盯住棵樹發呆，那3年戴住口罩來這裏同人傾偈好放鬆」。
三五天不發市 罰款停不了
阿光攤位距離深水埗港鐵站較遠，究竟離車站近一點的生意會否好些？坐在港鐵站斜對面的唐伯伯（化名）每晚來售賣玉器，但都說無生意，「鬼佬唔識呢啲，絕對唔會買。我啲貨都從內地進，所以內地客也不會買。本地人現在不出街，我三五天都分文不進」。80多歲的唐伯伯在北河街擺檔40幾年，生意同疫情之前相比「實在差太多」，以前一天掙的錢可以吃五餐，現在只夠吃兩餐。
聽到有人提起政府想搞夜市，簇在唐伯伯身邊玩手機的幾個攤販紛紛抬頭看，並說：「點可能？我們都要被食環署逼死，快問問政府想點搞夜市。」和阿光不同的是，他們對食環署3個字十分敏感，「我們隨意湊一起聊天也被警告！」疫情過後，食環署加強執法，將擺攤時間從晚上7時多推遲到9時半，罰款力度也加強。唐伯伯說：「已經被罰13次，上次罰1900元，我每月只有政府發的4500元生活費，罰咁多，點樣搵食？」其他攤販也補充：「呢條街無人未被罰過，食環署成日來，完全唔畀生存空間我哋。」他們反覆說，希望食環署可以通融，允許小販擺攤，不要總是拉人罰錢，更不要隨便沒收貨物。「如果沒收所有貨，真要自殺了。」唐伯伯舉起雙手顫抖地說道。
食環署：會酌情執法
食環署回覆本報指，對非法小販執法會酌情處理。如不涉禁售或受限制出售的食物或熟食，亦非在主要通道或行人絡繹不絕的地方，該署會「先警告、後執法」，也會確保在港鐵沿線車站出入口等地無小販擺賣。對於年邁或殘障的小販，處理時會視乎現場情况，合理地行使權力。至於如何響應政府號召搞夜市，該署未有回覆。
區議員倡選址尖東海旁
走訪前曾詢問過立法會議員江玉歡意見，正身處維也納的她分享當地的跳蚤市集：乾淨企理，頗受當地人歡迎，有賣香腸和雪糕等的小販。江玉歡指，夜市需要有活力、能吸引人及具有持續性，和她小時候相比，如今的廟街已經沒了靈魂，人流、攤檔及貨品種類不足是重要因素，「如果一條廟街都搞不活，夜市也無希望」。她亦認為食環署對小販的態度只限於管控，但沒有幫助他們生存。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林健文數天前表示，該區未必有合適地方舉辦夜市，即否定廟街的夜市價值，此話何解？該區區議員何富榮解釋，政府若搞夜市需要改變現有思維，辦夜市地點最重要是可達度高，以及對附近居民影響小。「據各持份者反映，尖東海旁應是更合適的地方：人流較高，附近商場或酒吧可能被帶旺；該地區亦沒有住宅，對居民影響小，又可向附近酒店的住戶提供晚上消遣的地方。」
深水埗區議員伍月蘭表示，2020至2021年不斷接到市民對無牌小販的投訴，「指他們堵路、搶生意」，該區區議會便要求食環署嚴厲執法，「小販生存難固然需要關注，但是附近居民和做合法生意的街市小販也要保護，區議會需要聆聽多方聲音」。
伍月蘭說：「區議會贊成搞墟市，曾考慮把無牌小販搬到通州街橋底或寶血會嘉靈學校附近，但不是北河街。」因為北河街附近是民居，且直通港鐵和巴士站，不適合做夜市。「印象中，該區有空置學校，政府或可考慮用來辦夜市。」她還透露，此前民政署曾撥款給區議會，僱用一個團體來管理小販，但目前不再撥錢，也沒人去管理。
趙永佳：廟街有歷史價值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趙永佳自幼在廟街長大，直至10幾歲隨父親搬到旺角。他回憶，以前晚上沒有今天這麼多娛樂項目，所以廟街經常有人唱歌，也有很多人去吃東西。「那時的廟街有很多大牌檔，多數賣煲仔飯和海鮮，有一間的東風螺好出名，也有賣炸雞腿、蔗汁、魚蛋等。」除了吃，有些攤檔還賣乾貨、衣服和五金工具，種類繁多，今非昔比。
趙永佳指，政府想搞夜市，廟街的歷史價值值得重視，「但如今已變成一個對遊客比較特別的地方，而非本地人」。他也提到，那個年代倡導建設原生社區，九龍有廟街，港島有大笪地共兩個夜市，「廟街能否恢復以前的樣貌很難講，好多嘢過咗去就返唔到轉頭，再整一條廟街也不是以前的廟街」，需要顧及噪音和衛生問題，天氣太熱也令人難以忍受站在街邊食嘢，「年輕人如今都喜歡去冷氣充足的室內場所消遣，不會再去廟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