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枝繁葉茂》一開頭，角色阿凡就死了，「阿凡死時，獨自在家。飲飽食醉，坐在桌前玩電腦」。一切尋常，但倏忽之間，阿凡就不再醒來，「他可知否，這就是死亡」。2018年，陳寧開始寫這本小說，因為身邊幾個重要朋友離世，令她深受衝擊，朋友或是壯年，或是芳華正茂，有自然死亡也有非自然死亡，陳寧形容是一股「非寫不可」的力量推動她寫完故事。甚至，她只是一個承接故事的人，這個故事，選擇了由她來寫。
起筆不久，香港經歷大型社運，她暫時擱筆，直至疫情困在家裏，也沒有聚會，她在公餘時間集中精神寫完小說。寫作時間橫跨5年，而《枝繁葉茂》的故事時間則從1970年代寫至現在，陳寧要寫1970年代出生到現在的一代人的命運。
朋友離世的衝擊是寫作的起點，後來看見社會經歷大動盪後，很多人懷緬舊香港的「黃金時代」——到底有沒有黃金時代？陳寧的成長，正是大家口中「黃金時代」的1980年代，回頭看，她卻覺得從前沒有那麼好，「你會覺得𠵱家無以前咁好，所以以前就好好，但其實以前又唔係真係咁好」。
她回想自己在香港的生活歷程，一半時間經歷殖民時期，一半時間是殖民結束後的新時代，她思索着這一代人的生存狀態是怎樣的：所謂黃金時代，其實也有精英教育，也有激烈競爭，精英梯隊裏的人可能順風順水，但也有不適應主流的人，被輾壓、被壓迫的人，她回頭一看，「個時代唔係真係咁好，以前你所謂黃金時代，無呢樣嘢㗎」。
陳寧認為，「好時代」不是真的那麼好，同時，「很壞的時代」也不是真的很壞，再壞的時代裏也有一些東西正在生長，而最重要是人的選擇和行動。「你要思考嘅係你嘅行動同你嘅選擇，如果你覺得現狀係唔理想，你可以點樣去改變呢？做咩嘢呢？你個主體喺自己度，而唔係期望人哋去做一啲嘢令個環境去改變。」
無論發生什麼事，多大的事，世界也會繼續運作下去，這是《枝繁葉茂》的歷史觀，「𠵱家大家會覺得個環境好差，但你都會觀察到好多嘢喺度生長緊」，她舉例說獨立書店愈開愈多、現在比從前對同性戀者更友善……「我就覺得唔係判斷好與壞一定係零與一之間，而係可能零與一之間有好多嘢，我想呈現嘅就係嗰種事件嘅複雜，同埋嗰啲細節，有好多嘢可能係消逝緊，但亦都有啲嘢喺度生長緊，可能有啲嘢係改變緊或者力量轉移緊。」
香港不止一種生命力
呈現的細節包括深水埗。故事人物阿凡，中年以後住在深水埗，喜歡這裏「柴米油鹽接地氣，賤物鬥窮人的社區，更切合千帆過盡的心境」。當時阿凡北上發展，在上海待了3個月適應不了，要求調去廣州分公司，至少周末可以回港。他的大陸年輕同事如果出差來港，必找阿凡帶路逛逛深水埗，阿凡的開場白永遠是：「我告訴你們，不要看不起深水埗，沒有深水埗，香港什麼也不是。」
旅程從深水埗地標黃金商場和鴨寮街開始，「前者是平民科技樂園，後者是麻甩佬慾望市場。『麻甩』這個詞，在阿凡眼中，名貶實褒，表面是往下流的大叔，實質不拘小節，有容乃大。麻甩文化，是深水埗的美學核心，也是一些動力的源頭」。
借阿凡之口寫深水埗，陳寧要回應官方論述總以中環為香港的門面和重心，她想要呈現基層、民間的生命力，認為是香港精神所在，中環有中環的生命力，但香港不是只有一種生命力，「我好希望呈現香港嘅立體性」。
有一日，睡夢之間，陳寧忽然想到了「枝繁葉茂」四個字。歷史有很多枝節與細節，而「枝繁葉茂」是一種生命力，「我哋作為一個個體，面對不可控嘅事情所做嘅努力、面對、掙扎或者抗爭，係每一個人喺一生中都會經歷嘅，例如香港2019年發生嘅事」。
「第二種生命力係更大維度嘅一種力量，呢種力量可以係自然規律，都可以係歷史嘅波動，亦可以話係天道，即係唔會因為個人意志而轉移。」譬如二戰以後至現在，是逐漸全球化的時代，二戰前則是相對民族化，像納粹的興起，「呢種力量，因為唔按個人意志為轉移，呈現出更宏大嘅生命力」。
2002年，陳寧以筆名「塵翎」開始寫專欄，這個筆名由台灣朋友代擬，朋友說「翎」是漂亮的羽毛，陳寧想到了西方人的羽毛筆，「塵世一支筆」。此後在兩岸三地寫專欄、寫文化評論、寫城市觀察，後來在香港出版《八月寧靜》，用回真名陳寧。
從小喜歡文學和閱讀，少女時代立志做記者，因為經歷社會大事，看見記者見證真相、傳播真相之重要，其實也無所謂立志不立志，總之升大學要選科，她選擇了新聞與傳播學系，畢業後的第一份工是突發新聞記者，她感謝這段「好辛苦」的經歷，「做突發一定係死人冧樓最慘嘅事，全部係意外傷亡，對於一個大學畢業、相對嚟講生活喺一個普通家庭嘅小朋友，正常唔會見到兇殺、墮樓或者意外事件，突然你接觸到現場，現場感係好震撼」。
記者的經歷與視角
《枝繁葉茂》主角葉小路的第一份工作也是突發記者，一天，她要到一個小五男生的墮樓現場採訪，情節取材自陳寧的真實經歷，「寫小說某程度係動用晒你所有生活經驗，同寫散文有少少唔同，好自然會將自己嘅小小經歷放入去。我設定呢個人物時，佢要睇到好多前線嘅嘢，而記者呢個角色呢，係比一般市民大眾會睇得多啲，企得更前，佢就會喺社會嘅前沿睇多一啲唔同階層嘅嘢」。
故事如此敘說：「屋邨平台上，男生穿校服，白衣濺血，手腳扭曲。小路別過臉。旁邊另一報社同行，長鏡頭伸出，對準小身軀，快門咔嚓不停，頻呼『好正，好清楚，好多血』，小路扭頭盯着他，不敢置信。屋邨兩工人，拉大幅綠膠布，蓋住男孩，露出一隻鞋頭。小路快速按下快門，攝下綠形人體。」
初入行的陳寧，驚覺搶新聞、搶獨家的記者職業本能，竟然可以令一個很好的人不自覺說出一些很殘忍的說話，而她筆下的小路則是看見了血腥的場面，選擇暫時不按快門，拍下一張綠布蓋着屍體的照片也足以表達小五男孩墮樓死亡。「佢（小路）都要完成佢嘅本分，記者就係要記錄現場，佢都要做好記者呢份工作，但同一時間佢不忍去暴露咁樣死嘅小孩子嘅死相，佢選擇下一步先按快門，呢個就係佢嘅選擇。」
傳媒工作經歷如何影響你對社會事件乃至歷史的看法？「並不輕易相信看見或聽見的事情。對於某啲新聞，記者已經比一般公眾知道多一啲資訊，但同時又發現更多不知道或不能知道。」
第一份工作是突發新聞記者，此後轉職專題組記者，撰寫人物訪問及專題報道，傳媒經歷斷斷續續，工作兩三年，總覺得自己不足，便去讀書，曾到英國修讀社會學碩士，到美國研習當代藝術，也曾旅居巴黎、台北、紐約，除了寫作、評論、報道，也對知識世界有嚮往，也曾想過走學術路，而這所有混雜的知識背景與生活經歷，都影響了她的文字風格與觀看事物的角度。一路走來，隨遇而安，同時「喺關鍵時刻要遵循自己內心聲音嘅時候，我都係揀咗做文字工作，所以調轉有時會覺得好似係文學揀咗我，可能我想要偏離嘅時候，就拉番我轉頭」。
當下無所謂好壞
於是有了在兩岸三地媒體寫評論、寫專欄的塵翎和陳寧，有了散文集《六月下雨七月炎熱》、《八月寧靜》、《風格練習》，短篇小說集《交加街38號》，以及剛出版的《枝繁葉茂》。訪問前，陳寧剛從台灣回來，為出席新書活動而匆匆到台北幾天，來不及與在台朋友深入傾談，但也發現兩地人對香港的看法不一樣，在台的人較擔心香港的狀况、香港人的安全，也覺得他們心中的香港已經死去，陳寧明白這些擔憂，但同時，人在香港卻有不一樣的感受，「身體喺香港，身體所接觸到嘅感官都係比較真實，同埋唔係一個你想像出嚟嘅情况」，她看見有東西消逝，有東西生長。
「好嘅時代定係壞嘅時代都係後人對之前嘅總結，當下係先於好壞而發生，所以當下無所謂好壞。」陳寧以原始人從樹上摘果子吃為喻，果子沒有名字，而後人為了更好地傳遞信息，就把這棵樹的果子命名為蘋果，那棵樹的果子命名為無花果。「如何處理自己與當下嘅關係，等回頭看時，就係如何處理個人與時代嘅關係，所以當下嘅選擇同行動係重要嘅。」
「根」在自己身上
陳寧曾經旅居台北、巴黎、紐約，年輕時，她覺得香港好細，對世界充滿好奇心，趁年輕看看世界，反正老了可以回來香港。同時，她認為「根」可以在自己身上，而不是要根植於某個地方，她流動到哪裏，哪裏就是她的樂土。
旅居過的城市，她最喜歡巴黎，「我住喺巴黎特別開心」，她喜歡這個漂亮的城市，喜歡法國的文學和哲學，喜歡巴黎的藝術遺產、文化遺產，談論文藝不用煞有介事，文藝在日常生活如同空氣一樣自然存在，她也喜歡巴黎的隨意生活方式，她過得自由又自在。
住在香港開心嗎？「我對香港都有鍾意，香港人嘅生命力好強，但有時你個城市比較細，始終多元性係唔足夠，或者佢嘅主流生活唔係我特別鍾意——嗰陣時，𠵱家係有啲唔同。」
她對香港有愛有恨，喜歡香港庶民文化的多元和有趣，習慣吃香港的食物，不喜歡主流社會的功利、壓迫、節奏急促……「可能食個飯，例如我喺巴黎，我真係坐喺café食3個鐘、4個鐘，無人會趕你走，但香港係一坐低已經話要限時，或者你一去受歡迎嘅餐廳，已經有人喺後面等位。」
陳寧在海南島出生，兩歲移居香港，從此不曾回到海南島。旅居時期，她不時想念香港的人事物，她的家人也在香港，雖然，說不出「我真係好愛香港」。對她來說，香港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