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這幾年，我們都說一切都變了，再回不到像以前一樣，又或者，見到那麼多的戰亂，我們都會追問未來會變得更差嗎？世界在變，似乎變得愈來愈令我們不安。我記得哲學家梁漱溟有本晚年口述史，題為《這個世界會好嗎》，對人類前景進行哲人式的扣問；德國哲人布洛赫（Ernst Bloch）在《希望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也在探未來與政治盼望的問題，亦啟發了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後來寫了盼望神學，反思基督教終末論的政治解放意涵。上述的諸種提問往往預設了「變」有一種可帶來好及壞的可能。如果不信有任何超越的東西去引領未來的方向，例如上帝，其實未來是好是壞都是未知數，是相對的，也因人而異（你看為差而某些人會認為好）。所以，有些學者索性放下「變」會帶來好及壞的問題，而只探問何謂「變」？
最近讀文化研究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的新文章〈型繪變易性〉（Figuring volatility），便由金融市場測不透的波動，到導演蔡明亮的慢電影到包殊（Pina Bausch）的舞蹈劇場去思考「變易」（volatility）的問題。阿巴斯對「變易」的思考一直貫穿在他的作品之上，由在早期對香港作為「冥化空間」（space of disappearance）到所謂「後世社會主義」（posthumous socialism）的思考，都在對一種測不到，或語言不能完全表述的矛盾及曖昧空間及時間進行思考。
速度與變易並非對等
文中，阿巴斯沒有提問「變」會帶來好與壞的規範問題，而規範亦一直不是他感興趣的觀點，反而他仔細地檢視「變易」呈現在經濟及文化的諸種摸式，探討「變易」之「變」的意涵。他指出，變易在通俗的理解上指向一種浮動、不穩定或飛快的現象及狀態，有時又指政治及經濟上的突變，又或指向人的一種非理性的變化。所以，變易常與內在的、暴力的和可見的現象聯繫在一起。然而，阿巴斯認為，這些對變易的理解不夠全面，因為它們只強調其突變的速度面向，卻忽略了其中的矛盾，特別是變易往往是在緩慢而非快速的型態中呈現。
阿巴斯特別指出，意大利未來主義者（The Italian Futurists）曾試圖以運動速度（speed of movement）和變化，例如快車、飛機和科技城市來想像20世紀初期的變易。但他們的錯誤在於混淆了速度和變易，因兩者並非對等，而只有當運動變得不規律、不可預測且無方向時，變易才會出現。
阿巴斯反而推崇法國理論家維希留（Paul Virilio），因他能辨認出速度帶來的弔詭性（paradoxical）或非方向性（non-directional），例如支撐全球網絡的信息技術所衍生的不止是時間空間的壓縮，即可預計所省掉的時間並估計當中的因果關聯和連續性（方向的確定性），反而更多是時間空間的扭曲，例如難以預計的事件（方向的不確定性）。變易的真正問題不在於如何應對運動和變化，而在於如何應對變化本身已經變化（how to address the fact that change itself has changed），以及這種變化對我們空間、時間和語言經驗的影響。
「慢電影」描述緩慢變易
阿巴斯以賽車手莫斯（Stirling Moss）的例子說明變易與速度的關係。例如，他以每小時150英里的速度直線行駛，在這種情况下，運動是相對穩定和可預測的，因為速度保持在一個固定的範圍內，並且方向也是相對穩定。另一個例子以每小時30英里的速度轉彎（這是一種更「緊湊」（intensive）的速度，弔詭地涉及「減速」）。這減速會導致速度的變易，令運動變得不穩定，因為速度和方向都在不斷變化。阿巴斯認為，莫斯呈現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他關於電影的著作中所提及哲學家伯格森（Henri Bergson）對運動的理解：一方面，運動在既定空間中具有方向性，相對於一個不變的整體（例如，在直線上以每小時150英里的速度行駛）；另一方面，運動相對於一個變化的整體（例如，轉彎涉及到空間框架的變易，令運動改變）。在相對穩定的速度下行駛，運動是相對穩定，但在快速轉彎的情况下，速度變化導致了運動的變易。在變易下，速度不僅是一個固定的數值，而是一個包含變化和不確定的概念。所以只有觸及到整個運動的改變，即在運動中各種逆着運動而非順着運動的改變才叫變易。某程度來說，變易更是一種「逆變」，即逆着原有的空間速度而變，從中改變了運動的方向及力度。
阿巴斯又指出，在所謂「慢電影」（slow cinema）的詩學（例如蔡明亮的作品）也涉及類似的變易問題。他指出蔡明亮的《行者》，一部看似沉悶及緩慢並沒有大變化的電影，卻描述了緩慢中的變易。電影中，蔡明亮以長鏡頭展示了一名穿著紅袍的僧侶在香港緩慢行走的過程，30分鐘的感覺像行了3個小時。行走僧侶緩慢而痛苦地低頭行走，而他們的緩慢不是遊蕩者的緩慢，而近似在鋼線上的行走者，彷彿稍有不慎便會鑄成大錯。阿巴斯指出，行走僧侶不止是古老的角色，而是一個時代錯置的形象，也是時代的標誌。在最後一個場景，行走僧侶手中的塑膠袋帶着的不是聖典，而是一個漢堡包，而他則慢慢地吃起來。所以，他穿越的空間不僅是一個他試圖減緩的快速變動的空間，而是逆向的變易空間，儘管看似毫無變化。
打破順序 呈現偶發扭曲
所以，阿巴斯指出，「慢電影」並不一定是慢的，它指向了伯格森所稱的「緊湊」而不是「廣延」（extensive）的運動。廣延的運動通過明確的行動釋放能量，而緊湊的運動則將能量壓縮為緊張感。所以，一個被視為整體不變或單一框架的空間並不是一個變易空間。在這樣的空間中，運動看來複雜，但複雜並不等於變易。唯有在找到數個重疊的框架時才會有變易的出現，而不是在一個框架取代另一個框架時才有變易。所以，當運動失去明確方向性，呈現出偶發的扭曲（例如僧侶突兀地吃漢堡），使時間在當中失去其順序的連續性，才衍生出變易。
變易又與情動（affect）有關。情動是一種隱性及緊湊的情感力量，它是難以表述的氣氛。阿巴斯以包殊為例，指出即使她每次表演同一曲目，用同一動作，也會因細節不同，而產生不同的運動力量，例如突如其來的錯步，可帶來整個舞蹈運動的變易，令人產生不同於以往的觀感。所以這種由意外產生的，並且「不易覺察的細節」（indiscernible detail）才可破壞及改變運動的方向。
金融市場運作建基於變易
阿巴斯甚至指出，金融市場的運作根本是建基在變易。早在上世紀80年代，金融市場通過引入波動性的交易，重新創造了自身的機制。金融領域的理論家——費雪．布萊克（Fischer Black）、邁倫．舒爾斯（Myron Scholes）和羅伯特．C．默頓（Robert C. Merton）共同提出了布萊克-舒爾斯公式（Black-Scholes formula）。這公式是用於定價變易性（波動性）的數學公式，它的重要性對金融市場至關重要。傳統市場獲利的概念框架是基於價格變動的方向風險，而布萊克-舒爾斯公式區分了方向風險和變易的概念。變易是基於股票價格與其平均數的統計歷史偏差，而不是價格的實際變動。價差作為變易的度量，具有緩慢的時間性，而買賣本身往往不是基於理性的考慮，而是估計/觀察他人所作的估計/觀察而作的推測性（或情緒性）決定，這亦增加了投資市場的風險。
當然，阿巴斯指出，變易只是一種隱喻卻非精確的陳述，若不，它就不再是變易。他引用物理學家玻爾（Niels Bohr）的話：「在談到原子時，我們必須明確，語言只能像詩歌一樣使用。」所以，阿巴斯認為，我們仍可以用隱喻，捕足變易的3種形態，分別是變形（anamorphosis）、時序錯置（anachronism）和語意錯用（catachresis）。
光棍節變24小時購物狂歡
變形指形式上的轉換。阿巴斯指出，曾幾何時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企圖將一個政治經濟格局替換為基於社會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型態，這就產生了一些變形，例如中國的「光棍節」，即11月11日。據稱旨在給單身人士一個在淘寶上購物的藉口，但變成「地球上最大的24小時購物狂歡」。
時序錯置指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阿巴斯指出，中國今天在名義上是社會主義，但在其他方面卻具有資本主義特徵。「後世社會主義」比「後社會主義」（post socialism）更具不可預測性。這種時序錯置衍生各種奇怪現象，例如在流行文化中出現對革命歌曲的演唱。
語意錯用則指向語言的扭曲。阿巴斯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詞組中，我們已經看到了語意錯用的例子。語意錯用不僅是指詞語的錯誤使用，還涉及語言試圖跟上時代時出現的錯置，它是一種內在但消極的變化。
阿巴斯的分析雖則抽象，但當中對每日面對千變萬化的現代人而言，不無啟發。首先，變易叫我們知道，生命是測不透，原因是我們處身的世界有不同的或重疊的小空間、不同的時間軸（有些人活在以前，有些活在當下）、又或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法則。更重要的是它們對生活構成一種緊湊的張力，構成逆向的變動，便會觸發在主流運動裏的變動，從而衍生不確定的生活，例如剛過去的疫情。所以，社會根本不是密不透風的空間，而是一種組裝（assemblage），內裏充滿了裂縫、情緒、能量及各種可震動一個貌似穩定空間的各種細節及操作。貌似穩定的空間根本充滿暗湧及張力，且脆弱不堪，雖則它貌似密不透風。當你以為內裏只有一種規律，其實是滿佈相互矛盾的規律，所以我們無時無刻都活在一個複調、雜多及矛盾的異質空間，而關鍵是我們是否如阿巴斯所指，以各種的隱喻或論述去型繪它們。
變易可帶來盼望或災難
當然，型繪的目的不是要壓抑它們，或將其一體化，而是解放或疏導當中的張力及能量/情動力（affective force），看看是否能將固有不動的僵化規範或法則鬆動，從而帶來改變。這點反而是阿巴斯在文章沒有提及，但我認為視變易作為策略也是可行。但要緊記，變易往往在緩慢中進行，甚至以一種逆變或逆轉的姿態進行，有時甚至在不自覺或沒有計劃的情况下發生。如果真要賦予變易一種本質，這就是一種偶發（contingency）的本質。當中，文學藝術電影甚至宗教，作為一種想像、符號及象徵的文化便變得重要，因唯有以象徵的想像才能捕捉變易中的偶發性，並將其中種種看似微不足道，又或不合時宜的東西、事件或人物的潛藏力量及可能釋放，令在看似日常、無聊並滿有規範的世界裏發現新的可能。變易不一定帶來盼望，有時甚至帶來災難，但盼望的出現卻一定由變易促成。這是我對變易的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