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綜觀不同的文學作品都有探討災難、不幸、意外的議題，人類在面對苦難後磨礪的意志，或是受苦後一沉百踩，書寫可以發泄、沉思，也可以讓讀者移情、同情，在眾多苦難裏提取智慧。李昭駿的第一本書——短篇小說集《遠方的爆炸聲》便是書寫苦難、意外。他花了9年的時間寫作，青黑色混雜的封面，讓人眼前一亮，他笑指：「朋友揶揄我十年磨一劍。」
李昭駿十分年輕，他是從DSE學制出來的學子，自然他最早接觸文學的時期是高中修讀中國文學科。當時DSE才剛剛推行，文學科的教授空間彈性較大，他的老師會在課堂上播放黑澤明的《羅生門》、今村昌平的《楢山節考》，「當時的我不懂得欣賞，對這些電影導演全無認識。只知道，這些電影節奏緩慢，不容易明白，班上的同學大多伏案睡覺。老師不太理會，繼續播放，間中說明一兩句」。或許正正因為這種自由的上課方式，即使在被稱為以考試為本的DSE裏也有讓李昭駿心動的作品，像是陶淵明的〈歸去來辭〉（並序）、蘇軾的〈前赤壁賦〉、魯迅的〈藥〉、西西的〈碗〉等，對文學的熱愛才得以萌芽，再也不是為了應付考試。後來，李升讀浸大文學院中文系，成為他創作的重要階段，進一步浸沉他的文學素養——浸會大學一向聘請多位本地作家任教，也開設了不少創作的科目，比如是新詩、小說、散文、劇本、歌詞等，而李昭駿則在這片土壤裏認識了志趣相投的朋友，成立了煩惱詩社，定期開詩會、出版詩刊。畢業後，李昭駿仍然繼續創作，擔任文學雜誌《字花》的編輯，和朋友一同開設普及文學的電台節目《香港文學十三邀》。隨着奪得不同文學獎項，李昭駿在作者之間嶄露頭角，不少朋輩也期待他的作品出版。
李昭駿在席間曾指出版這回事像「焗蛋糕」和朋友分享，可以通過實體書去讓一些事情發生，就好比今次的訪問，可以有機會再談文學。書名「遠方的爆炸聲」是取書中其中一篇短篇小說的篇名而來，對於書名，李認為書名是解讀書的某一種角度，就像一扇窗，可以透過書名看到裏面的風景。而由遠方傳來的爆炸聲讓李昭駿很是在意——意外總是無處不在，令人措手不及，在我們對話的席間或許已發生了數次爆炸，這些突如其來的事情改變了在那個空間生活的人，而我們無從躲避。他不時想像那些受影響的人們，會在爆炸發生之後怎樣生活下去。他其中一篇小說〈球王的故事〉，講述希望成為足球員的阿朗，在重要的學界賽事裏射失了12碼，後來又因為生活賺錢而做外圍被捕，與足球員夢斷，這種不幸和無常，總是讓李昭駿駐足思考，他說：「這些意外、不幸都不是發生在我身上，可能是發生在身邊的朋友、陌生人的故事，而這些別人、他者和我有沒有構成關係呢？」
埋身書寫與保持距離
他者發生的不幸，李昭駿有兩種方式去創作——埋身或是保有距離。李將這種埋身的寫法比喻為打氣墊球，「要追住個波打，聚焦人物的眼睛、角度去看事情」，而保有距離的寫法就像是打桌球，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故事也要求多一些構思和變化。埋身的書寫方式顯然是比較辛苦，李昭駿解釋：「埋身的寫法一點也不容易，我沒有真實經歷的人擁有的具體細節，夾硬寫會需要很多資料蒐集，也不會好看，加上會沒有足夠的距離去沉澱、消化事情，反而有距離地書寫可以隱藏多一些部分，合乎我對小說的理解。」除了是埋身書寫方式對於細節的鉅細無遺要求極高，李昭駿的考慮也出於一種書寫他人痛苦的道德：「我會問，自己有沒有以第一身代入的資格寫？應不應該去寫？但是我沒有他們的經歷，我擁有的經驗大多都是朋友、身邊人發生的意外——於是我覺得這種方式我應該寫得到，也多一些空間去反思。」
不少作家對於書寫痛苦、坦露自身，都處於一個進退兩難的狀態，在不同作家的訪談裏，也理解到「挖自己內心」出來與讀者分享的過程不易，甚至稱得上血淋淋。而對於李昭駿則是盡量避免沉溺痛苦，他開玩笑地講：「如果一想起寫作就好似『擔泥』般辛苦，那恐怕很難長期堅持下去。」他在這段不短不長的寫作年期裏，體認到一種文學帶來的、對於自身探索的渴望，而這種探索的方式就像打開記憶的抽屜，能夠將自己的想法、過去的經驗以及遺留的東西，慢慢組合成小說，最後融合在一起，賦予一種全新的意義，成為作品。他說：「寫作的過程是一種探索和發現，起點可以是痛苦的，但不代表過程都會痛苦，若然過程很痛苦，我是很難寫下去。」就如書裏第一篇小說〈關於那些空盪盪的〉，故事是李昭駿假設在一個小學同學的婚禮裏，只有母親可以赴宴，而自己缺席，他聯想起別人追問母親兒子的下落時，母親的難受、難堪成了故事的開始，但是隨着故事的發展、人物的對話，能夠追溯那些曾被含糊帶過的地方。
文學作為「被動的信仰」
李昭駿並不是一開始寫作便能在過程裏找到愉悅，而在他寫作的初期也是十分苦惱，即是在新書裏，也僅有輯一裏的其中幾篇小說才能感受到愉悅感。他指寫作是一種內在能量流動的事情，「文字就像從指尖流出來」，自然而暢達。而怎樣去達到寫作的流暢，他分享道：「如果你寫故事時，故事設定設計得準確，會比較容易讓事情發生，比較順利。」他自言這幾年間對文學的反思、吸收的養分比以往更多，他提及了來自日本的《葬送的芙莉蓮》，《葬送的芙莉蓮》裏的主角芙莉蓮與昔日的戰友僧侶去討論神存在與否的問題，即使芙莉蓮不相信神的存在，僧侶還是安慰芙莉蓮，神看到芙莉蓮的努力，並且會讚賞她多年的付出。這個小片段令李昭駿思考文學作為信仰：「我會形容對文學的信仰是一種被動的信仰，與主動的信仰區別開來，主動的信仰是像我們熟知的宗教，教徒會真實相信神的存在，也有教義、組織等去構成宗教。但文學不是這樣的，作家不當文學為一種信仰的話是很難寫下去，不將之成為自己生命的核心的話，在現代社會那麼多的選擇下，我根本不需要寫作。而作為被動信仰的文學，祂的教條只有一個——繼續寫下去。」
人物對話呈現多重觀點
《遠方的爆炸聲》一共分為兩輯：輯一的「之後」以及輯二的「之前」，輯一是近幾年的新作，而後者則是李昭駿大學時期的作品，作家梁莉姿早前在新書分享會形容李昭駿大學時期的創作如「跟拍鏡頭」，尾隨小說裏的人物，而新作則是變得「從容自在」，文字的節奏也放緩了不少。兩個時期的作品敘述上的轉變，可以看得出李昭駿更加重視小說裏的「對話」，他談起年前在油麻地百老匯中心上映濱口龍介的電影，既有短片也有早期的作品，他在觀影時看到導演的成長痕迹，「濱口龍介用對話這回事，是很啟發我去寫小說。濱口龍介是一個大量運用對話的導演，在一程車裏兩個主角會一直講一直講，以對話構成作品核心的部分，甚至以角色之間的對話帶出故事，讓角色成為故事的敘述者」。
回到自己的寫作，李昭駿可以將大量的資訊融入對話之中，除了是推動劇情外，也能讓讀者了解到人物角色最近發生的事情、想法與價值觀、情緒反應、意識形態及階級，「很多事情都可以透過對話就能掌握得到」。他進一步指，濱口龍介喜愛以對話去製造一種雙方觀念上的矛盾、衝突，「寫小說是需要多於一個觀點，不能是一個單一的信息去表達，（單一的信息）即是『講經』啦。好的作品不會是『講經』，而是透過言談、對話去帶出不同的觀點的差異、對照，甚至是互相衝突」，李昭駿說。
在這幾年有不少人都出走香港，作家、藝術家旅居異地，離散的文學作品湧現，而作為留下來的香港作家，李昭駿覺得自己也是「見步行步，在困難中繼續前進」，但仍會嘗試動筆，先寫下來再慢慢修改，希望繼續書寫小說。出走的原因多樣，在這裏暫且不提，但留在香港創作會否有所限制？李昭駿覺得不然，還強調現在才是安全的寫作環境，「現在國家安全、社會安全、大家安全，我都很安全！」而寫作本身，以至廣義的創作，「從來都是危險的」，他補充：「因為要面對許多的未知和內心的不安。這無關乎外在的客觀環境變化。要是創作真的完全安全，過程中沒有掙扎，應該不會好看吧。」
反思文學之「用」
在〈後記〉裏，他提及「時至今天，文學寫作難談應世之大用；於個人生命而言，是否有益，亦可另作討論。惟要是失去了，世界恐怕只會變得更無趣一些」。這句的出發點是在於李昭駿有感香港文學是「少數中的少數中的少數」，其影響力十分有限，可以拆分為幾個層面去分析，於社會主流而言，藝術創作者本來就是少數；於視覺經驗主導的時代，相比電影、劇場，文學又似乎不夠搶眼，觀看的人數不如其他；而來到文學的範疇，以地區劃分的歐美文學、亞洲文學、華文文學等相較，讀者又不夠他區多。他說：「所以在香港的語境，若說希望透過文學改變世界，改變社會，以印刷量甚少的香港文學來說，恐怕是不現實的。相較出版文學書，在Ig出個post接觸到的人還要多一些。」但文學於他也非完全無用，李昭駿認為文學的作用大多都發生自己身上，比如是發現看待事物的不同角度、鬆動一些習有的定見、以文字反思過往的經驗，個人而言已足夠有意思。
在我們訪問交流裏，李昭駿很是特別地問起我來，和我談起了將生活包裝成笑話獲得共鳴這件事，他認為講笑話與寫作相似，也是給經驗一個轉化的機會，讓經驗以另一種形式誕生，「經驗是很混沌、難以梳理，是一團時間和空間裏發生與存在的東西，但我們無從講述它」，但一旦加入了形式後（成為小說），就會是尋找或賦予意義的過程。由中學開始接觸文學，大學培養對文學的興趣，再到接受社會洗禮，那種成長的迷惘終會化成一個個字存於這本《遠方的爆炸聲》以及他更多的作品之中。
info：李昭駿
李昭駿，香港九十後寫作者，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曾任大學研究助理、電台節目《香港文學十三邀》主持、創意寫作班導師、文學雜誌《字花》編輯。曾獲第一屆孔梁巧玲文學新進獎、青年文學獎、大學文學獎、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等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