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葛亮最新出版的小說《靈隱》有一個原型故事：2018年的港大教授殺妻案轟動全港，香港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副教授張祺忠於偉倫堂宿舍與妻子陳慧文口角後，陳把張踢下牀後，張原本想在牀下底找拖鞋離開房間，結果伸手摸到的是電線不是拖鞋，於是用電線勒死妻子。葛亮留意到這件事。6年後，《靈隱》出版，「我寫的時候不希望把它處理成為一個社會事件，我覺得有更加需要沉澱的部分」。
談論《靈隱》的寫作題材「知識分子」，需要追溯至葛亮寫作初期的一篇小說〈無岸之河〉，題材同樣關於知識分子，是他20年前首次在內地發表的小說，刊於《收穫》雜誌。葛亮現職大學教授，長年在大學環境生活，身邊多是知識分子，他認為知識分子是內心非常豐富的一個群體，希望通過寫作來呈現知識分子的心靈路徑，知識分子難寫，「因為他的內心非常非常地豐富，有很多幽微的部分實際上是難以言之的」。
葛亮注意到張祺忠的事件，但不把它看成是一件案件，「我是關心他作為這個群體的一個代表人物，他那樣的當下，或者說我們對於一個教授、一個知識分子，往往就會有自己的天然的一些想像吧？他是溫良的，他是博學的，他是沉靜的，但他做出這樣的一個行為……你會關心他內心發生了什麼，而不是他的作案手法」。
寫《靈隱》的另一觸發點是他常常前往志蓮淨苑，九龍鬧市裏的仿唐木構建築群，位於鑽石山港鐵站附近，他覺得這是一個神奇的地方，一方面有一個中國木結構建築藝術館，另一方面，這裏就像大城市裏的海市蜃樓。每次到來，內心都安靜、靜謐，甚至帶着思古情懷，一抬頭，四周卻全是高樓大廈，很是魔幻，「你唯獨在香港能夠看到這種地方，現代和古典之間，完全是非常神奇的一種格局吧？能夠把它們結合在一起，實際上是對我蠻有啟發的，就是香港它是一個充滿各樣文化元素碰撞的城市」。
寫作路從香港開始
葛亮於南京出生長大，寫作之路卻是從香港開始，〈無岸之河〉也是他來香港讀研究生時期寫的。在南京生活，他沒有想要寫作，即使對南京很有感情。南京與香港，最大分別是生活節奏。六朝古都的生活節奏十分舒緩，人人身上都有「六朝煙火氣」，即文藝氣息。葛亮以吳敬梓《儒林外史》寫的一個故事為例，兩個挑糞工人一邊工作一邊聊天，說着挑完這桶糞便，要到茶社喝茶、再到雨花台看日落，「非常浪漫，文藝至死，我從小就在這種氛圍裏長大，所以我會覺得不一定要去寫作了，因為你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表達」。
來到香港，急速的生活節奏與兩地距離，令他重新審視自己的家鄉。寫小說的種子在南京埋下，在香港發芽。千禧年的元旦，他來香港的第一天，因為南京的天氣寒冷，家人怕他冷，讓他穿著一件大衣來港，抵港後直接坐計程車到香港大學，一下車，一進校園，迎面而來一個外國人老教授，穿著T恤短褲，踢拖鞋施施然向葛亮走來，「那時對我的撞擊很大，我想，我來到真正的南方了」。
來到一個暖冬之地，也來到了一個說廣東話和寫繁體字的地方。葛亮說，他這一代人都是看周星馳和成龍電影長大的，來港前已經會聽廣東話，但聽和講是兩回事，他不懂講。來港前一個月，家人買了一張「廣東話會話三百句」光碟給他學講廣東話，毫無幫助，反而看無綫電視劇集的幫助很大，因為是日常生活的語境。一個月後來到香港，他不會講，他是不清楚自己會不會講，因為當時的研究生還有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同學，而香港研究生很照顧他，很努力跟他講普通話，直至一天他們發現葛亮會講廣東話了，開心得不得了。
如何發現自己會講？「你不講，你永遠不知道自己會講，其實你可能已經會了，就是某一天在一個語境之下，我忘了其實是我需要講廣東話，還是對方不會講普通話，我就開始講了。」
校園外，不時要講廣東話，課堂裏，他還是習慣講普通話，「學術語言跟日常語言是兩回事」。寫作時，用書面語寫跟用廣東話寫又有何分別？「書面的中文有它自身的邏輯，那種邏輯實際上是以語義為單位的，但廣東話的好處是精彩在細節上……它更大的意義在於點染，它可以把整個語境點活了，變得很精彩，但你說真的在當下要用它建築一個非常完整的文本系統，我覺得還挺難的。」
粵語的大雅與大俗
從2022年出版《飛髮》至今年出版的《靈隱》，葛亮把愈來愈大量的廣東話寫進小說裏，架構故事的是書面語，而粵語在《靈隱》出現的頻密程度，有時是句句都有，有時是隔幾句就有。「粵語它有很煙火氣的一面，同時它有很精簡、很簡潔的一面，也很具象，『落雨』兩個字，很雅、很簡潔、很樸白，但其實已經形成了日常，你會覺得很神奇的是在日常的環境之下，大家都在用這個語言。」落雨，記者聯想到「落花」、「落日」、「落紅不是無情物」，記者的母語是廣東話，初次發現平日經常說的「落雨」原來是一個優美的動詞與名詞組合。
葛亮說：「所以想說你要真正到位地去表達粵港，到位地表達這個嶺南，你怎能錯過這種語言呢，對吧？怎能錯過這種語言作為一種元素出現在小說中呢？」
「生長於斯，和你後期對一個語言的學習，它中間其實還是有些差異性的，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在港生活20多年，會聽會講，但要在小說裏大量寫作廣東話，對葛亮來說仍是挑戰，然而生活愈久，對香港愈有感情，他更清楚粵語是表現香港這個城市氛圍的重要元素，「粵語本身它作為一種語言的表達能力是非常非常有力和豐富的，因為粵語它既大雅也大俗，它有一些我們的日常生活表達你覺得非常俚俗的部分，很活潑、很俚俗，包括一些粗口的部分，另外一個角度，它又大雅，因為粵語保留了很多中古唐音」，剛來香港，教授用粵語朗誦古詩，「它合着押韻這方面，平仄也都全對上，這個很了不起，我當時覺得這個語言太奇妙了，我一定要學習它」。
粵語入文的小說出版後，一個他在內地的資深讀者跟他說，讀《燕食記》覺得又陌生又有難度，他只能向讀者解釋這種陌生感是有價值的。讀者一邊閱讀一邊靠網上詞典翻查粵語的意思，也是一個文化學習的過程。葛亮不希望自己的作品給讀者一種「千書一面」的感覺，同時認為作家要有突破，可以是語言層面的突破，所以寫粵語是挑戰，但做了這件事又很開心，「就是一方面覺得你的文本、你的創作產生了一種新鮮的質地，一方面你就會覺得我開始為這個城市做一點什麼」。
「非生長於斯，亦非過客」
從前在香港寫家鄉，雖然也隔着時空距離，題材卻是熟悉事物。寫作《飛髮》、《燕食記》、《靈隱》——開始寫香港了，他需要很多預備，包括對這方水土的傳統、根脈有足夠的熟悉程度，《靈隱》的主要場景是北角春秧街，他一遍又一遍地走到北角，眼前風景與北角歷史都細緻如工筆地記錄在小說裏。更重要的，是包括一份情感上的準備，「你真是需要熱愛這方土地，你才能下筆去寫，因為讀者是可以在你的書中體會到溫度的」。
「你一方面不是生長於斯，你同時也不是一個過客。」
寫南京，葛亮認為自己有一種生長於斯的優勢，寫香港沒有，何况西西、劉以鬯等文學大師已經為香港寫了很多大作，沒有必要重複書寫方式。他思考自己的「角色」。他是在生命比較成形的時候來到這座城市，「它其實可以提供一個新的視角、新的視野，一種新的眼光，我覺得這種眼光是有價值的」。
因為生活了20多年，無法像過客式的作家一樣以奇觀角度寫香港日常，後來寫《燕食記》，他認為自己能發現的角度是這座城市的傳統，「就是我對於香港還是有太多的成見了，包括生長於斯的小朋友它如果不了解一些香港的歷史的話，它也會有成見」。
他以「香港是文化沙漠」的成見為例，「香港不但不是文化沙漠，香港的文化根脈還非常深厚」。五四運動前後有大量文人來港居住，把舊學非常完整地帶到香港，當代才會有饒宗頤這樣的大師出現。「所以你怎麼能說香港是文化沙漠呢？只不過這一部分它被香港非常有影響力的流行文化和大眾文化覆蓋掉了，不為人所知而已。」
從2015至2023年出版的《朱雀》、《北鳶》、《燕食記》獲獎無數，寫作這「家國三部曲」時，葛亮開始思考個人和歷史之間的關係，「一將功成萬骨枯，我們關注的是『將』，『將』就是大歷史觀、大敘事，但是我們很少關注那『萬骨』，因為他們被歷史淹沒了。」
《燕食記》的故事發生在廣州與香港，《靈隱》也是寫香港故事，而這本書是他「南方圖志」寫作系列的起點。「《燕食記》其實寫作過程中，我覺得南方太美妙了，就是作為一個敘事空間，它跟北方有不一樣的地方。」他欣賞南方文化海納百川的瑰麗與多彩，同時希望新作可以表達一種歷史觀，就是每個人作為一個個體，實際上也是非常具體而幽微的歷史表達的文本，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它非常獨特的位置來呈現歷史，如《靈隱》裏一父一女的故事，他們的生命史其實也參與了香港現當代歷史的每個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