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韓國總統尹錫悅宣布戒嚴，聲稱要清除親朝鮮的勢力，但幾小時後便暫時結束。執筆之際的星期五晚，事件仍在發展，有說可能出現第二次戒嚴，也有說這是純屬謠言。
這場戒嚴的起因，尚未完全梳理清楚，但即使事出突然，表面原因似乎不難解釋。很多人都知道尹錫悅弱勢，也知道在野黨要查他的妻子和彈劾他的內閣成員。有些評論則集中他的治理手法出問題，例如《紐約時報》駐首爾的首席記者崔相焄（Choe Sang-Hun）報道了尹錫悅很小圈子。中間偏左的《韓民族日報》（英文版叫Hankyoreh English）評論員Lee Seung-jun指，尹錫悅勝出總統大選前，一直只做檢察官，工作文化上可能習慣了下屬替他作一對一報告、再由他作各種警告，很少在其他政治體制中下決策的經驗。筆者想，首爾上月底剛剛才下百年一遇的大雪，在嚴寒的晚上行動，可能也是在行動前考慮過的因素。
但戒嚴那晚，筆者立即想到的不是韓國總統如何選擇和失誤，而是「緊急狀態」和「獨裁」這件事本身和它們的相關概念。很多人文社科學者都關注這題目，而且常常和施密特（Carl Schmitt）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學者對話。但筆者立即想起的是歷史學家林志弦（Jie-Hyun Lim）（他任職西江大學，即前總統朴槿惠和電影導演朴贊郁的母校）。中文世界未有或沒有翻譯林氏的著作，但筆者覺得他的想法頗有趣，也很貼近亞洲各社會的狀態。
全球東方：
韓國和波蘭的比較研究
2022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推出林志弦的專著《全球東方：記憶、想像、流動》（Global Easts： Remembering, Imagining, Mobilizing）。書中開首提及，韓國著名獨裁者朴正熙在1961年宣布韓國進入緊急狀態，開始了長達18年的獨裁統治，背後是因為有冷戰作為結構，為韓國從民主走向獨裁提供依據。作者本是一位在獨裁體制下的左翼韓國學生，批判右翼獨裁，但當他在1980年代前往波蘭學習和工作，卻發現自己在野時屬於「右派」，面對的是左派的獨裁。由此，他感到左派和右派獨裁的共性，驅使他從跨國史的角度去考究「獨裁」的意義。
韓國和波蘭，本應分別由東亞研究和東歐研究的專家探討，但林志弦提出，我們應該想像兩國共同屬於「全球東方」之內。今天一些地理學者會用此概念來形容俄羅斯和中國等後社會主義的地區，但林志弦的意思是，我們可以通過此概念去把一些有很多問題，而且往往認為「成為西方」是出路的社會去作比較，所以韓國和波蘭被想像成屬於同一個世界，是可比的。
書中有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獨裁的反義詞不是民主，而是正常狀態；民主的反義詞不是獨裁，而是君主制或貴族制。」作者認為從歷史看，「獨裁」（dictatorship）的對立面是「正常狀態」（normal state）。例如古羅馬時期，如有戰爭或軍事危機等緊急狀態，參議院會向議事官建議，經庶民集會確認後，賦予民眾保護官（tribunus plebis）獨裁權力，在限定6個月內擁有特別權力，但通常危機過後，獨裁官便會立即辭職，回到「正常狀態」。所以，獨裁在歷史上本來是一種暫時性的民主（temporal form of democracy）。
「民主」（democracy）的對立面，則本來是君主制（monarchy）或貴族制（aristocracy）。而且，「民主」本來很少被自由主義者認真討論。林志弦稱，20世紀的政治常識（即認為民主是反獨裁，而且把自由和民主放在一起），對以前的人類來說可能難以理解。他寫道：「對19世紀的讀者來說，看到獨裁和民主的對立，古怪程度等如把民主和自由連在一起，因為自由主義者本來很少關注民主。」
由下而上的獨裁
這不是說，以前的定義才對，現在錯了，而是通過歷史看到某些政治常識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獨裁」的意義由「其中一種民主」演變為「民主的對立面」，是受由冷戰語言所承載的「摩尼教式二元論」影響（即「西方」擁有民主自由而沒有「獨裁」，而東方則相反）。
於是，林志弦提出「群眾性的獨裁政治」（mass dictatorship）一詞，去表達「獨裁」和「民主」不是自由主義者想像那麼遠（筆者無法不想起著名的「民主集中制」，但林氏沒提）。作者說，因為看到後極權的韓國對朴正熙的廣泛懷念，令他修正了獨裁只是少數人操弄多數人的看法。他的看法在韓國被左翼激烈批評，而他則認為，韓國左翼和波蘭的反共右翼都否定大眾懷舊情緒的現實性，總覺得無辜的人民永遠不可能支持那些政治魔鬼；相反，反共的韓國右翼者和老派的波蘭共產主義者，則總是濫用和誤用大眾懷舊情緒去為獨裁體制辯護。筆者的解讀是，作者提出此概念，與其說是為了辯護權力，不如說是因為獨裁愈來愈常見，我們要替「獨裁」的思考開啟更多空間，不能集中在分析個人（壞蛋）和非西方國家（沒文化的國家），而是要通過理解群眾如何在某個充滿問題的歷史時空中展現出不同形態。對作者來說，要解結，靠的是不斷豐富公共記憶，促進對話，而非妖魔化。
書的結尾，指出「群眾性的獨裁」在今天就好比全球的民粹主義，同樣是有群眾支持的獨裁者，在世界愈來愈多，而且不止是東方社會才有，很多西方民主自由國家也有。傳統上被劃定為「西方」和「東方」的社會，在冷戰框架中總是充滿差異，但現在和未來卻可能會出現愈來愈多共性，形塑不同人的日常生活。
韓流的位置
如果通過《全球東方》一書來看2024年的韓國戒嚴，一方面可看到一種緊急狀態的發展，是強人政治歷史和今天獨裁化的其中一環，但又頗明顯地，尹錫悅沒太多民眾基礎，大選僅僅險勝，緊急狀態也快速被全數國會議員否定，其能量完全不是朴正熙，也不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強人。
另外，今天的韓國不太可能封鎖媒體，甚至有全球最強的流行文化，有潛力影響政治，或至少是林志弦強調的公共記憶。很多評論都說，韓國戒嚴的現實恍似電影，而一年前，《12.12：首爾之春》才剛剛上映，連同一批香港和東亞都頗有市場的「逆權」電影，其實很明顯中介了大眾記憶和市民的政治行動。早在8月，在野的議員金民錫已經預料戒嚴有可能出現，並在9月提出了「12.12：首爾之春4法」，希望修法以保障國會議員權利，避免戒嚴被濫用。這幾天，也有示威民眾把《12.12：首爾之春》的電影海報改成尹錫悅的樣子。軍人把槍指向民眾時，大腦有沒有這批電影的記憶作為其無意識？無法用科學驗證，但用常人的想像力，似乎不可能沒有電影的角色在其中。林志弦是歷史學家，但要分析韓國的公共記憶而完全忽視流行文化，是一缺失。
圍繞這場戒嚴的影像和故事，大概會愈來愈多（Girls' Generation在2007年的Into the New World也被用作示威歌曲）。要了解各種形態的獨裁術、緊急狀態和市民，只能不斷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