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吳學昭整理、翻譯、註釋的《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2024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由於編校錯誤不少，評價有正有反。吳學昭生於1929年，已90多歲，整理工作艱辛，恐怕難以強求。2025年初，香港本事（Book Matter）出版正體中文版，據知，「本事BM版除去訂正了簡體版的排校錯誤外，還補充新的內容，新增加了六封錢鍾書給宋淇的回信和原迹、一封悌芬來信原迹，並相關圖片多張」。港版相比北京三聯版，自然是後出轉精。
《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主要是親友寫給錢鍾書（1910-1998）、楊絳（1911-2016）夫婦的書信，全書順第一封信的時序排列，這些書信是楊絳保留下來，沒有銷毁的信，這些信得以存留，多少是因為在感情上難以捨棄。
書中以德國漢學家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的書信最多，達40通，日本學者中島碧居次，有29通。但說最為重要，也是焦點所在的，當然是宋淇（1919-1996）的28封信。這批書信篇幅不短，內容比較有深度，尤其引人注目。
宋以朗在《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一書，已提及這些書信，他說宋淇「與錢氏夫婦的通信，由一九七九年開始，一直寫到一九八九年，十年共有一百三十八封」。這138封大概是來往書信，而《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中收入宋淇在1980至1985年間的28封信，當然不是全部，而錢鍾書的覆書也經過選擇和摘錄。最近宋以朗及宋元琳將張愛玲、宋淇夫婦手稿遺物捐贈給香港都會大學，將來研究者或許可以進一步探究錢鍾書和宋淇的書信交往（詳參fb專頁「馮睎乾十三維度」帖文〈真正的文化盛事〉）。
臧否人物
錢鍾書和宋淇早在1940年代初相識，他們曾居於上海，錢鍾書更有兩詩贈答宋淇（收入《槐聚詩存》），1949年後，宋淇來到香港，錢氏夫婦留在中國大陸。1949年後，宋淇在美國新聞處、電懋、邵氏、香港中文大學等機構工作，至於錢鍾書就移居北京，出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古典文學組研究員。文革後，錢鍾書重新活躍，1978年到意大利出席第26屆歐洲漢學家會議。1979年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往美國訪問。《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中，宋淇致錢鍾書第一封信是1980年1月28日，信初即道滬濱一別已32年，也欣喜錢鍾書出國。
宋淇在信中附上「評朱著」和P. and P.兩文，當為〈詳批朱著《文藝心理學》〉及〈評《傲慢與偏見》的中譯本〉。宋淇在書信中不止一次狠批朱光潛（諢名美學專家、元璋後人），如在第16信中指1983年朱光潛為第5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作了兩場演講，宋淇評為慘敗。至於錢穆（諢名木公），宋淇也批評得不遺餘力。另外，宋淇也在信中批評了徐訏、「魚目詩人」卞之琳、葉維廉，以及Anne Birrell的《玉臺新詠》英譯本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 An Anthology of Early Chinese Love Poetry。
話說回來，宋淇也稱許不少有識之士，包括了柳存仁、夏志清、霍克思（David Hawkes）、余英時、余國藩、閔福德（John Minford）、黃國彬等等，宋淇更說黃國彬「詩學之造詣實在吳興華之上。吳病在身體單薄，鋒芒太露，不似黃之自幼即以獻身於詩之創作及研究為終身志願。同時在香港，接觸面廣，與世界各地詩人及刊物均有來往，且為人謙恭有禮，學問與日俱進。外國語文能力亦在吳之上。此人將來前途不可限量」，宋淇愛才之切，溢於言表。
黃國彬也當然佩服錢鍾書能精能博能通，1984年2月宋淇隨信寄上〈重讀《談藝錄》〉一文，即黃國彬刊於《詩風》的〈重讀錢鍾書的《談藝錄》〉。之後，黃國彬還寫過〈在七度空間逍遙——錢鍾書談藝〉，刊發在1989年4月《聯合文學》的「錢鍾書專輯」，但《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並無1985年4月之後宋淇的書信，不知他有沒有奉錢鍾書一閱。
至於錢鍾書也欣賞黃國彬，更道「國彬先生撰著，弟曾讀過，極佩才識，論拙著文，語多溢美，弟讀之慚惶，亦老朽而未喪廉恥之心，當知慚愧也」，錢鍾書回應得十分得體。
此外，1980年錢鍾書評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寫歷史而出以小說筆法，非牛非馬」，4年後就正面地說「渠所撰China Helpers, Emperor of China二書，寒家皆有之，文筆殊佳，而學派則法國所謂『Annales』新史學也。」China Helpers即目前通行的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中譯本為《改變中國》，Emperor of China即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中譯本為《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
夏志清是錢鍾書和宋淇都欣賞的學者，1984年12月宋淇附上《雞窗集》序文〈稟賦、毅力、學問——讀夏志清《雞窗集》有感〉，錢鍾書收到序文又收到書，相比之下，錢鍾書更欣賞宋淇的序，打趣道伴娘搶了新娘的風頭。錢鍾書看得仔細，留意到夏志清《雞窗集》的自序說，書題借取自晚唐詩人羅隱「雞窗夜靜開書卷」，而夏志清在註釋中說此詩「目的當然是拍張逸人的馬屁」，錢鍾書批為甚無分寸，但也欣賞《雞窗集》的內容豐富多彩，可見夏志清個性多面。
《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僅有夏志清信一封，幸有整理者加入夏志清收於《新文學的傳統》的1979年信，還有Remembering Stephen Soong一文及中譯，展現了錢鍾書、宋淇、夏志清3人多年的情誼。
紅學考據與文學批評
宋淇在書信中褒貶人物，或可引人一時注目，但一些見解和看法，可以從更廣闊的層面來看。
宋淇是香港的紅學家，出版過《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及《紅樓夢識要：宋淇紅學論集》。在《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中，宋淇致錢鍾書第一封信第二段就打開紅學的話題。宋淇說：「環顧當代紅學家中，國內我獨許俞平伯，國外可談者也只有余英時，其餘都在考據中刻舟求劍。」自胡適以來，紅學以考證一派為大宗，視《紅樓夢》為曹雪芹的自傳或家史，考證派由周汝昌推到極致，紅學幾乎成為曹學。
拙文〈香港與紅學革命——重讀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已談及余英時在香港期間，發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 一個學術史的分析〉，「帶動起紅學革命，從文學評論角度批評《紅樓夢》，還文學以文學，還小說以小說」。而真正用文學評論方法討論《紅樓夢》的著作，前有俞平伯的《讀紅樓夢隨筆》，而宋淇也在1970年代初發表〈論賈寶玉為諸艷之冠〉、〈論大觀園〉、〈新紅學的發展方向〉等論文，正是用文學批評方法論《紅樓夢》的成果。
宋淇又在信中提到「楊絳女士的『藝術就是克服困難』為此中碩果，國內紅學家忙於搞『曹學』是不會懂的，倒是香港有人在一九六三年加以影印，收入一冊論文集中」，這是指楊絳的〈藝術是克服困難——讀《紅樓夢》管窺〉，收入香港建文書局1963年出版的《散論紅樓夢》（吳世昌等著，中流出版社在1979年重出）。楊絳在文中不談考據，而是從大旨談情的《紅樓夢》，探索文學創作過程的約束，作者要避免過去的小說或戲劇，以至現成的方式，不想落入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而是要另覓自建的形式，以至新的境地。所謂欣賞藝術，就是欣賞作者克服困難。楊絳的文章回歸文學評論之路，自然得宋淇的欣賞。
錢鍾書在1980年2月2日覆函中言：「近日考據者治《紅樓夢》乃『紅樓』夢囈，理論家言Red Chamber Dream乃Red Square Nightmare。此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錢宋二人實同聲同氣。宋淇又提及「有人研究版本，我就建議用《紅樓夢魘》為書名，可見所見略同，不過先生是英雄，下走則為狗熊耳。」姑隱其名，這大概是為張愛玲留顏面。之後宋淇再說「紅潮泛濫」，對照《張愛玲往來書信集：書不盡言》，同一時期宋淇對張愛玲也是說「紅潮泛濫」，可見宋淇憂心忡忡。
1980年6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召開「國際《紅樓夢》研討會」，宋淇和張愛玲受邀，但沒有出席，周汝昌、馮其庸、陳毓羆是中國大陸的代表學者。宋淇提到周汝昌攻擊馮其庸，又提到紅潮氾濫之象，形成本末倒置及走火入魔的現象。宋淇反對《紅樓夢》成為各種各樣的文獻研究、歷史、社會發展的文件、自傳或合傳，他放言研究《紅樓夢》只有回歸小說本身：The proper study of Redology is Red Chamber Dream.
吳世昌和周汝昌是考據一派的重鎮，錢鍾書貶他們為「『紅』蠹」，宋淇斥吳世昌為妄人，對周汝昌也不認同，視他們為紅樓二昌，「日曰為猖」。宋淇欣賞余英時，甚至整個紅樓夢研討會的論文，「令人佩服僅余英時兄一篇」。不單宋淇多次讚許余英時，錢鍾書也道：「余君英時之中國學問，博而兼雅，去年所晤海外學人，當推魁首，國內亦無倫比，頗有書札往來。」可是《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並無收入余英時書札，聯經版《余英時書信選》也沒有錢鍾書和余英時的通信。
1980年，宋淇在信中對錢鍾書談論的主要話題，就是《紅樓夢》，可惜未讀到更多錢鍾書一方的回應。
家學淵源
閱讀《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由於錢鍾書回信收錄得不多，一些背景缺乏知識脈絡，把握不易，《宋淇傳奇》一書成為必不可少的伴讀參考。但《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不只是有宋淇書信，還有其他親友書札，以下略為談論親人書信。
全書以錢鍾書之父錢基博（字子泉）的兩封信開始，信中勸勉兒子「勞可節則節，心得放且放」，又從整理者按語知道錢基博此信，收入《芥子集》中，「《芥子集》乃錢子泉老先生專為錢瑗所摘選的經史子集」，由此令人想到幼承庭訓，自小培養，是學問教育的要訣。錢鍾書固然天才橫溢，難得的是家學淵源深厚。
楊絳的父親楊蔭杭，曾當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申報》副總編輯，關於楊絳的早年歲月，楊絳的《將飲茶》、《雜憶與雜寫》，吳學昭的《聽楊絳談往事》等已有提及。《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中，楊絳長姊楊壽康的兩封家書，尤其難得（又可與楊壽康故友蘇雪林的3封信並讀）。
楊壽康在信中回覆楊絳問關於天主教會的事，是第一手歷史資料。從第二封信知道不少楊家往事，而楊壽康曾翻譯過《人類的超性特恩》（Dieu en Nous）、《彌撒和教友的生活》（La messe et la vie chrétienne）、《死亡的意義》（Le Sens de la Mort，Paul Bourget著）。眾所皆知，楊絳是翻譯名家，而八妹楊必就翻譯過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名利場》（Vanity Fair）和埃傑窩斯（Maria Edgeworth）《剝削世家》（Castle Rackrent）。楊家三姊妹都擅長外文，從事翻譯，可見良好教育的培養。
《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當然是重要著作，一面世就受到廣泛注意，可是由於筆迹難以辨認，一些外文的錯字也在所難免。全書基本上以親友所寫書札為主，錢鍾書所寫的書信收錄不多，過去如《錢鍾書散文》已排印了一些信函（《錢鍾書散文》中，致胡喬木信值得注意，楊絳《雜憶與雜寫》有錢鍾書致錢穆、梅貽琦、沈履的書信）。當然，經過時間冲洗和人為銷毁，現存的錢鍾書信件，在數量上恐怕是九牛一毛。還望集腋成裘，待他日看到錢鍾書楊絳致親友書札，而不止是錢鍾書楊絳藏親友書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