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國際醫學期刊《刺血針》日前發表港大醫學研究，顯示在去年社會動盪期間，每5名成人就有1人疑似患上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PTSD）。早前有心理學家曾建議增加精神醫療服務，現為香港大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總監及助理教授的吳易叡直言沒用，「因為看歷史，跟social unrest和戰爭有關的精神創傷，有多少服務都沒用。醫學服務的提供者必須主動去找到這些人，等人來看你，等不到的」。
醫學除了科技，還有歷史一環，卻未必受到同等重視，但吳易叡知道歷史的重要，「學歷史，第一是不要犯以前的錯誤；第二是看事情要從不同的角度去看；第三，你要學到科學不一定是以前很落後，現在很進步」。這讓我們可以更好地面對未知，包括目前仍然充滿未知的疫症。
醫科生 必修歷史、戲劇、表演藝術
剛完成了上學期的入分工作，便迎來了新學期。初見面時暖身問候，喝着茶談的是最近在忙什麼。吳易叡告訴我，新學期他會任教兩科，一科研究瘋狂的文化，另一科探討環境毒物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兩者聽來都與當下我城現况相關。從他手上接過名片，看到名字下寫着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才知道港大有這樣一個將科學與人文結合的部門。「有個老師，陳立昌教授，生前一直推廣，覺得香港醫生的訓練太科學了，要透過讀不同人文科訓練出更有人性的醫生，更懂得什麼叫人類處境。」身為總監的吳易叡介紹說，港大醫科學生從一到六年級每年都必修15至25小時的歷史、戲劇、表演藝術課程。2015年時，港大邀來當時身在新加坡的他，那是他第二次長駐香港，住下直到今天。
「科學訓練裏，什麼東西都要精準，人文科卻能學習批判的觀點，用不同角度看一件事。」醫科生的戲劇課裏，同學們要讀劇本，也要嘗試演一段。課上教材Imelda便講述一個醫生到南美洲義診 ，手術過程中兔唇小女孩因惡性發燒身亡，「醫生要怎樣面對小女生突然死了，怎樣去告訴她的媽媽，本來只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可是『我』救不了，用這個故事看醫病關係」。面對醫學，生死的問題很多是非常確定的，他們正要反過來，訓練學生有能力面對可能很模糊的事情。他舉例說，最近武漢爆發疫症，香港人心惶惶，「你看香港1894年的鼠疫，現在我們又要面臨一個自己還沒有準備好的疫症」。他說，那時經歷的不確定，現在我們也正在經歷。
棄醫從文 發現科學非獨立超然
這位來自台灣的年輕學者，在當地大學讀醫，本來一心要做精神科醫生，後來卻棄醫從文，成為了歷史博士，他說是陰差陽錯。「我們專科訓練的醫生都有一個風氣，就是去國外讀書，不管讀什麼，讀完再回去完成訓練。」他當年跑到英國讀精神分析，課上老師講起佛洛伊德，講他的理論在怎樣的歷史背景裏產生，叫他很感興趣，由此接觸到醫學史這門學問，結果決定留下來把博士學位讀完。畢業後他首先來到香港，研究跨國精神醫學史的他當年着手寫的那本書，明年終於要出版。書中記述的是一段二戰後的歷史
：當年一些精神醫學專家問一件事──精神病是不是全世界看起來都一樣？「地球上這麼多的人，精神病的分佈和比率是怎樣？生病的樣子是不是都一樣，還是不同文化歷史環境會有不同，受什麼樣的社會文化脈絡影響？他們設計了一些科學方法，用統計學、田野調查，做這個研究。」精神醫學專家的提問，他有意無意間在後來不同研究的項目裏，陸續得到不同線索。
探尋中國「被精神病」歷史
離港後他到新加坡教書的兩年間，中國潮語「被精神病」引起了他的關注，想知道正常人為何會被關在精神病院裏，於是每有假期都前往中國，想要探尋中國「被精神病」的歷史源頭，另一方面也為自己的著作，蒐集一個在改革開放年代幫忙整理中國流行病學的台灣教授資料，結果北大醫學部的檔案室負責老師跟他說，要找這些檔案，倒不如去統戰部。「可是統戰部怎麼可能會給我看？」吳易叡苦笑，卻明瞭檔案室老師的言下之意，說出中國政府當年邀請台灣專家作訪背後有統戰目的，「如果成功brain-drain這個人，他就變成PRC的專家，很多台灣人那時被收編了，比如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尋找檔案的失落裏，他親身驗證了科學並不是獨立超然的專業科學，與政治、文化、社會、經濟不無相關。
病人教會醫生的事
在台灣讀醫那些年，吳易叡在專業訓練裏雖然沒接觸過人文學科，卻喜歡寫詩，在理應忙得不可開交的實習時期更出版詩集《島嶼寄生》。「我念研究院之後，開始要寫學術論文，我的繆思就不見了，不能寫詩了。我寫不進我研究的東西，就會寫散文。」吳易叡現在不寫詩了，依然樂於將他的散文投稿。訪問之前還沒看過他的網誌，面前冷靜地向記者釋述學術興趣的學者，只容我體會到他從前臨牀看診時的耐心，直至後來在網誌讀到他的文字前，一直未及了解他的感性。網誌的素色頁面存放的都是曾經刊登於報章的文章，其中一篇憶述了多年前一個割脈自殺、被深夜送診的戲劇系女孩給他的啟發。吳易叡從與女孩的第一次診斷會談裏，第一次聽到Sarah Kane這個劇作家名字，記下了，後來在英國求學時才第一次讀到她的作品，一看之下非常震撼，「一生只留下的5部劇作都在20多歲時寫下，內容殘酷寫實，盡是未經消化過的原始情緒。1999年，抑鬱多年的劇作家在醫院裏吊頸身亡」。在這期間，其實那個女孩已得到診斷，也積極治療，後來有一天卻辭世了。因為沒來得及買機票而錯過她的畢業製作，成為吳易叡10多年來的遺憾，直至在一堂通識課上與學生討論，才敢以直面。這經歷讓他開始嘗試以各種方式討論自殺。課上，他曾播放美國紀錄片導演Eric Steel拍攝的The Bridge，導演在三藩市的金門大橋下架設錄影機拍下途人的往返，片中有人徘徊，也有人一躍而下。導演在自白中透露曾上前攀談勸退，同學卻依然批評他袖手旁觀，展開了漫長的倫理辯論。吳易叡沒為此下定論，他看到的卻是片中自殺未遂者以及死者的家人如何在鏡頭前道出他們生存的困難，坦承被現實逐漸消磨的意志。
對自殺者欠包容
身為學者，他思考公共衛生的問題，同時站到了病人的一邊。「不斷呼籲公眾正視情緒病。但這卻無助於解決最棘手，也是最少人願意觸碰的結構問題：那些在人的成長過程、職場表現、人生里程碑上面，我們一再訂下的刻度準繩，還有只能用一種角度丈量人的定位的方式。」也許是那段經歷的沉澱，讓他更懂得，「為什麼我們習慣問的是：『女孩，你為什麼不上岸？』卻從不過問在岸上，是什麼讓她覺得危險」。自殺在所謂的規範裏常被定義為偏差行為，吳易叡卻明白這些人早已奮力擁抱過這個世界，相反只是我們不夠包容。所以在後來的戲劇課裏，他除了讓學生讀劇本，最近也帶領他們訪問紓緩科的臨終照顧者，把他們所敘述的，連同情緒仔細記錄，為記錄劇場創作原創劇本，「用這種方式讓學生學習，care是什麼」。
香港醫學史缺失的一頁
「我在香港住久了，對香港有感情。」第一次到來他尚會帶着遊人的獵奇目光湊熱鬧去看尖沙嘴海旁的小黃鴨，讚歎創意與商機的完美結合。後來，同樣龐然的吹氣藝術裝置Companion來到同一個海面上，來港4年多的吳易叡在後雨傘運動的陰天海旁看到的，卻是神似一條皮囊腫脹的屍體。學術方面，他的研究範圍也隨着與香港拉近距離而收窄聚焦，他發現相對於可循醫療機構演變和標誌性人物歸納理論、劃分時期的歐洲精神病史，香港完全不一樣，而這種特色竟從未被書寫，「看到這些病人來來去去在不同醫院裏，在不同港口靠岸，然後離開再靠岸再離開」。20世紀初之前，香港一直沒有精神病院，即便是高街鬼屋，規模也不大，吳易叡說，殖民地政府後來接受有意傳教的美國人John Kerr提出的合作，在廣州芳村設立長期精神病院，「殖民地政府的想法是，不要你出現在港口，如果你是英國人，我送你回英國，如果是中國人怎麼辦，就送中，送到廣州」。有趣的是，當時一些以香港為跳板前往澳洲淘金，或被販賣到美國鋪鐵路的中國人，在異地若情緒不穩或因溝通不良被診斷為精神病，如被當地院長認為他們剩餘的壽命多於10年，就會被遣返香港，再從香港送到廣州，「非常有趣的是，香港的精神病學史不在香港但卻四散，這些人的移動範圍非常大」。比起過往氾濫的「中西合璧」論述，他認為人的流動更值得研究。
文明倒退 醫學未必進步
為醫學寫史，他認為可以讓更多人了解醫學受什麼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因素的影響發展，能夠從歷史中學習避免犯錯，就像香港人經歷過2003年SARS，今天面對未知的疫症會懂得在公共場所戴口罩、勤洗手、把東西煮熟才吃。「但同時你還必須了解，醫學並不必然往我們期望的方向進步，不能完全控制，好像經歷過SARS之後，香港public health的制度好像非常完善，可是現在香港已經不同了，人的移動方式已很不同，你看為什麼會有一些人發燒了，卻離開醫院，因為他們不是香港人，不習慣這種疾病的自主管理，醫生就要透過歷史去了解，不是什麼事情都在我們掌握之中。」
半世紀前 探討與暴力共存
他也從中體悟到，人類現今掌握的醫學並不見得一定比以前進步，面對新的問題，文明可能因為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因素倒退。說起香港六七暴動之後，一群世界心理衛生聯盟（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的精神醫學專家到香港開會，討論的竟是怎樣跟暴力共存。「嘩，我看到這個完全……以前的人懂得這樣做！」雖然不清楚最後專家們建議什麼具體的方法，他卻感慨50年過去了，時人想法的退化，「要跟暴力割席，但是你怎麼割啊，暴力就在你旁邊，每個人情緒都不穩，不管你是哪一個種顏色」。
重構香港史的關鍵年代
近年港府大力推行STEM，看香港的科學發展，吳易叡批評，政府眼中的科學僅僅是與工程相關的大量實驗和論文生產，從不探問科學的意義，「要問科學的意義，必須回到對這個地方的想像，那永遠會是對人文和社會的想像，香港政府完全沒有做到這一點」。連檔案法都沒有的城市，他質疑香港的歷史可以怎樣書寫。但這並沒叫他意志消沉，因為意識到目前正是重新建構香港史的關鍵年代，香港研究逐漸獲得了更多關注，學者也紛紛組成不同小組，有學生專程遠赴英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抄寫檔案回來解讀。
不知道在教學大樓裏的吳易叡今天是否不再需要穿上白袍，但肯定的是，他藉着研究，成為了參與香港歷史書寫的一分子，而且從沒放棄醫人，不過是換了方式，「永遠都會有這個遺憾，沒有practice的時候，會懷念跟人接觸的那些時光，直接幫到人的時候，感受真的很不一樣」。他同時有感醫學教育者的角色一樣難得，「現在要面對的，是未來要當醫生的人。我自己在醫學教育的養成過程中，沒有受到這些養分，我覺得我給下一代的醫生這樣的機會，這是另外一種享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