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2012年,佔領中環清場後,離開的人來到油麻地一條掘頭巷德昌里,他們在這裏打躉、煮食、讀書、圍爐,簡單命名德昌里素食合作社,後來與其他單位共同經營一個叫「蘇波榮」的地方。隨着不同單位撤出,這個合作社仍留下,自由定價、infoshop、共議決策的實驗在八年間踏實地進行着,至去年中結束。一切還是太理想了吧?還是難以持久吧?原來沒有完結。這群人儲錢、開會、租舖、籌備,這一次,他們在新的地方再開始,繼續實驗,迎接更多磨練。新舖以infoshop名字「黑窗里」為名,一切是未知,但有成員說,至少他就是活生生的改變,起碼從「第一個想移民的人變成想留下來」。限聚限聚,在今天「聚」似乎十惡不赦,但他們沒有忘記人心聚合,是這世代最重要的事。
背景
項目:「黑窗里」眾籌在深水埗開舖
目的:結合以往八年在油麻地德昌里的不同試驗,經營更大空間
人物:德昌里素食合作社成員十多人
原本搞乜?
蘇波榮抑或德昌里素食合作社?黑窗里又係乜?「2012年時佔領中環清場,我們去到油麻地,當時的舖是一個朋友先租下的,開頭想做一些社區二手店,因為他受松本哉影響,想試試在香港做。」Denise笑言,「我們去了那邊,算是佔領了那個地方,一起想有咩可以搞,開頭想做一些社區嘢,識吓附近的人,但唔係好諗到點開始,曾有以物易物計劃、搞禮物墟、做放映,都唔係好聚到人,直到2013年幫手夾租做蘇波榮,透過食物,門檻又好似低一點,幾年下來就與來吃東西的人建立一些基本的關係」。
蘇波榮一開始是數人合伙經營的串燒店,後來有德昌里素食合作社加入,再加上活化廳成員及朋友,三個單位攤分每星期各自經營兩三天,最後變成素食合作社全力接手,地方沿用「蘇波榮」的名字,食物自由定價,成員「無大台」合作,即沒誰是老闆、經理,人人都要參與商討店舖運作。店面淺窄,經廚房可往樓上infoshop(information+shop)「黑窗里」,放滿了書讓有興趣者來翻閱,也希望闢出讓人相遇交流的空間。
總結經驗
a. 自由定價 顛覆經濟模式
Nin解釋,自由定價讓食物與價錢脫鈎,窮人不一定永遠只能吃他們「付得起錢」的食物,「我們會煮世界各地的菜式,讓貧窮的人也接觸到這些食物。在我們的社會,只得一些錢,就只能負擔得起吃某些食物,而自由定價就是顛覆這樣的經濟模式」。在這個實驗裏,當然有人點滿食物付很少,也有人為一件蛋糕付幾百,Denise說:「有一次我好嬲的是,來者付很少錢,說不好吃卻吃很多,我就問你是否要用價錢來懲罰我們?心裏嬲的是你如何想我跟你的關係?他說不是懲罰,我讓他想想夜晚出街食一餐飯,不理好不好吃,一個主菜價錢多少、這區舖租多少、材料要幾多錢買、所付價錢是否合理。傾不一定是為了要他再付更多,或以後不要再來,而是知道我們因為他的行為有些感受,我覺得那次是做到的,他日後來不來,就由他去思考。」
讀文化研究出身的Karena在約2015年加入,回想自由定價是她一直參與的重要元素,也覺得理解支持的人比不理解的人多,「可能有些唔係咁開心的實驗結果,但都有很好的事,如上面老人院的老人家,可能食不到他們覺得有營養、好食的飯,他們也恆常一星期來幾次食飯,可以好安心坐下,食得好開心,擺低他們能夠負擔的價錢。大家認識大家,記得對方個樣,我覺得也好好」。
b. 共同決策 考驗友誼
素食合作社賺得不多,有盈餘時會「分車馬費」,每人可能有幾百一千,但不是計時薪,也非簡單除開人數平均分,Karena:「我們在這個模式的運作下,交租都好掹掹緊,有段時間應付租及食材成本後,除開平均每人可拿多少,大家再基於自己的需要調整,如今個月有成員壞了電腦或失去一些工作,需要多些;同時我覺得足夠的話,會多分些給她。」她說曾到其他餐廳工作,發現崗位的界線分得很清,「如員工會說你做咩洗杯,杯是我洗的;又或說我負責洗碗,多幾隻杯的話我不會碰;對於工作的方法有意見,都不會提出」。這個平等方法,似乎在建立理想又舒服的工作關係,但Denise不諱言:「其實唔一定好舒服㗎,即使有明確分工,如今天兩人負責煮,一人是樓面,但當碗堆到好高,見到有人得閒但沒有去洗,或現場有什麼需要也不補位,這就是考驗友誼的時候,我會想是現在嗌一句快點去洗碗,還是等到忟忟哋一次過講。」
不過他們沒就此覺得一人話晒事最好,在加拿大社運圈子長大的Nin說是因為友誼。本來只短暫來港的他,因菜園村抗爭留下,「當時認識的人,現在有些也在這群體當中,因為這班朋友,我留在香港超過十年」。Denise認為開始時先是朋友,後合作做這件事,令他們不輕易有摩擦就放棄關係,既有社運認識的同路人,後來加入的成員亦有食客、油麻地街坊,到今次預計六七月開新舖,有十多人參與,Gillian說往往商談很長時間,「大家都有參與提意見,但面對裝修、其他決定,有些成員為儲錢可能打住工,沒那麼多時間跟進,有時都會有情緒,但一直以來這都是大家建立關係的過程」。
c. infoshop 突破空間
樓下餐廳,樓上是infoshop,在德昌里的舖位,來訪的人要經過廚房才上到infoshop,會踏進那片空間的人多年來都很少,Nin說在外國的infoshop多是自行進佔空置地方,「基本上不交租,它通常聯繫着某些文化,如DIY、無政府主義者、左翼文化等,提供各方面的資訊,不過會傾向本來相信那些文化的人,才會到那裏去」。
Denise說「在我們的情况,可能因為有素食合作社,來infoshop的人反而未必本身很相信我們的方向、理念」,他們曾辦放映會、讀書組等活動,她想起其中一次讀書組想辦的主題是「社區」,「我們常說『社區』,香港用呢個字都用到爛,政府也說社區人情味,好似我們一聽到社區就覺得好warm好正,那次讀的書是篤爆這些幻想,社區其實是很恐怖的,你要向其他人打開,其他人亦然,在這打開的過程發生時,不知會發生什麼事,可能好麻煩,亦要take risk」。
她提到2012年佔領中環,「清場前我們已覺得,其實中環沒有社區,想接觸人、搞event,都是本身認識的人特意前來,到油麻地做素食合作社之後,多了很多機會識不同的人,學會跟他們說話,讓別人明白我們,這些機會是來到這邊才有」。但空間問題,令他們感受到很多限制,地方淺窄,以往把摺枱開到街上是延伸空間的方法,Karena說:「我們都試過在街上搞放映,但始終有空間的限制,唔知條街會否突然好多車、果欄會否好多推貨經過。」
停頓再開始
去年六月,在蘇波榮的實驗畫上句號,Denise說:「2019年運動後都少開咗,可能有時會約認識的朋友來食飯、傾偈,圍吓爐,去到疫情後就更少開,有些慣性、局限亦慢慢浮現,如樓上infoshop好少人用,我們的專注力亦放很多在素食合作社,似乎是時候有更大空間將這些放在一起,再去下一個階段。」
於是他們約定為下個實驗儲錢再聚合,今次更瞓身。「我們一直想實行自力更生計劃」,「之前租舖頭的朋友一路幫手交租,但我們好想自己試吓全情投入」,成員靠freelance、兼職支撐生活,現在租下深水埗一個兩層舖位,平衡經營情况後,會由原本只做晚市擴至兼做午市、下午茶,食物會有定價,但保留一款飽肚的主食作自由定價,一星期開店五六天,餘下一兩天作活動之用,樓上亦留作infoshop及放映、展覽空間,預計有幾名成員工作約四天,嘗試可否以此工作維生。
「入屋」會否變乖似cafe?
深水埗開店,他們也商討過會否成為只吸引人消費的空間,Denise說:「開頭未進入仔細操作時,自己ff(幻想)會否變到好乖?以前坐街邊好似好爽咁,現在入了屋,會否變到好似cafe?每個細節都有驚這件事,但我又好相信我的同伴,因為有這種警惕,加上我們日後在那邊做的事會邀請大家更深入地認識和交流,暫時沒這份擔心。」亦曾談過究竟是否仍需要經營一個實體空間,「時代的需要是連結,很多地方如好青年荼毒室、言志區,都是開一些據點連結不同的人,讓本身的社群再擴闊些,我們想做的都是這樣,做到地圖上其中一點」。
Gillian說:「我們會很羨慕其他地方如東京、法國、韓國、日本一些類似的空間」,如東京IRA(Irregular Rhythm Asylum),「裏面是infoshop加版畫團體,定期有聚會」,又如台灣的半路咖啡亦建立了文化交流之地,不過Nin認為infoshop是外國引入的概念,香港未必要照辦煮碗,「我在punk scene裏長大,到世界各地都能找到punks在哪裏,找到相關的infoshop,香港沒有這些,但我不覺得在這裏創出這些東西就是健康的做法」,談到會否擔心新舖像地下樂隊變主流,他說地下可以滲透顛覆主流,「就像我也不想永遠困在punk的世界,而是想世界變成punk,阿伯阿婆都變punk」。
因灰心而聚頭 為改變而繼續
2019年才加入的Mark是油麻地街坊,他說「在未有運動前,我已覺得這個地方冇得救,我是第一個好想離開這個城市的人,因為預視到自己的未來會為求生存,所有時間精力被佔據,覺得這件事很恐怖」,但這個實驗讓他仍願留下。Nin形容,「灰」正是他們一開頭聚在一起的原因,Denise感觸一路走來,灰心時刻很多,「碼頭罷工,罷完工只是加少少;村也是最後被拆,但有時我會想起,2014年在彌敦道跟人踢波,有個阿姨說了句,世上無樂土呀,但那一刻是,我們在踢波的那一刻便是」。Nin在2019年運動以來收到朋友信息,總說他們很失落,很想知道更多抽象的理論,「你知道嗎?他們覺得很有罪疚感,開始怪責自己,今天又食了麥當勞、起身返工像個奴隸,但這不是他們的錯,而是我們活在這個世界的狀况就是如此,我們怎樣打破這些孤立與罪疚感?當我們無法感覺自己可與其他人一起做些事,實在地為世界帶來改變,就會轉而追求抽象的東西、去尋自己的信念。我們想為最基本的事情打開一個空間,在這裏可以感到與他人同在,能與其他人相遇聊天,不必總是抱着愧疚困在家中」。
黑窗里,窗能讓身處內外的人溝通,黑蘊藏一切顏色,代表潛力與可能。Denise說比起佔領中環,「那時我們去到最後得番二十至三十人,沒人明我們搞咩,覺得我們霸住個地方自己玩,是廢青,行過也會鬧,我們跟現在一樣覺得個社會好多問題,但現在找到更多方法與人溝通,到油麻地後沒有愈做愈灰,反而愈來愈摸索到一些方法陪伴他人,或互相療癒,到大型運動和其他抗爭場合,只是規模變大了,對我而言,這些能力、空間是有增長」。在這群人心中,世界有更理想的模樣,便實踐出來,也繼續下去。可以改變什麼?Mark笑:「起碼改變到我唔想去外國先囉,大家意識到改變不到社會,這是對世界有想法的人都會經歷的階段,反而慢慢看身邊有什麼小的改變,不論是對自己打番個氣;街坊七八年由唔同你say hello到今日問你食咗咩,細微的事都是改變。這個城市一直好灰好灰,但我仍看到有好多好多希望在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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