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與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孔飛力（Philip A. Kuhn）是繼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之後聲名大噪的美國漢學史學家，他們並稱「美國漢學三傑」，分別在耶魯、加州柏克萊和哈佛大學任教多年，都先後與世長辭了。
關於史景遷的生平，魏斐德為2005年美國歷史學會年會，寫了史景遷的小傳，文章不長，但切中肯綮，文中有同行的真知灼見，又有朋友知音的近距觀察，以至少見提及的史景遷成長背景。本文無法對史景遷的眾多出版作全盤的回顧，但以6個關鍵詞理出一鱗半爪的史景遷著作脈絡。
Ⅰ：康熙
史景遷的名聲是以一本又一本書建立起來的，追本溯源，史景遷師從明清史專家房兆楹，活用故宮收藏的清朝奏摺（如《李煦奏摺》、《曹寅奏摺》、《曹寅檔案》），也吸收了周汝昌力作《紅樓夢新證》的研究。史景遷的博士論文在1965年獲得了珀特爾論文獎（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1966年出版，書名為《曹寅與康熙》（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此書可見史景遷駕馭史料的實力，但如果讀者是想了解《紅樓夢》而翻閱此書，恐怕會比較失望，全書只有短短的相關部分，包括南巡一節和附錄四「有關《紅樓夢》的假設」。
《曹寅與康熙》的視野包括了兩個滿清天子的轉變，康熙以南巡和奏摺制度了解江南地方，以曹寅為私人耳目，手法別有彈性，而雍正就強化奏摺制度，集中權力，漢人曹家逐步失勢，至曹寅孫子曹雪芹一代，早已是江河日下。史景遷總結道：「庇蔭曹家70餘年的這棵大樹，樹葉繁茂，蓊蓊參天，集種種因素於一身：官位、財富、能力、伶利，以及曖昧的包衣身分，它既為人僕役，也是一種特權地位，兼蓄滿人與漢人的世界。但這棵大樹的根並不牢固，其屹立全看皇帝的意思。沒有皇上作為靠山，這棵大樹必定傾倒，猢猻自然也就四散了。」
史景遷有兩本書以康熙為題材，從第三本著作《康熙自畫像》（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另譯《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可見史景遷以文學手法，為卷帙浩繁的史料染上個人的筆觸，全書從遊（In motion）、治（Ruling）、思（Thinking）、壽（Growing Old）、阿哥（Sons）、諭（Valedictory）6個範疇出發，仿擬康熙的第一身敘述，描繪出康熙的個人形象以至內心世界。史景遷的文學手法，為歷史著作添上了個性與新意。
不得不提，史景遷的著作中譯版本不少，台灣時報文化出版的一批，譯者幾乎一以貫之，溫洽溢的名字由是脫穎而出。至於《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一書，溫洽溢藝高人膽大，逕直用文言文來翻譯。
Ⅱ：從西至東
史景遷的第二本書《改變中國》（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讀起來比《曹寅與康熙》輕鬆得多，全書談及300年間16位在華工作的洋顧問，他們的身分是傳教士、天文學家、醫生、翻譯家、軍人和革命家等等，每一個人物故事透視了西洋人對中國由來已久的誤認，洋顧問來到中國，其中有大大小小的合作與衝突，也有利他和剝削，引伸出無數的故事。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是史景遷的著名作品，透過遠道來華的傳教士利瑪竇的記憶術，重現利瑪竇的獨特經歷、東西方的文化交流，以至16世紀的世界景觀。全書的結構精巧，活用了大量檔案文件。
1998年出版的《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來自史景遷在耶魯的系列演講，由馬可勃羅開始一直談到20世紀西方人對中國的觀察和觀感、印象和想像，他們有的踏足中國，有的卻是一生從未來訪華夏。
《大汗之國》收結於3部以中國為題材的小說，分別是卡夫卡（Franz Kafka）的《中國長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小徑分岔的花園》（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與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史景遷借以上3個小說，引入了權威、根源與觀察的問題。
Ⅲ：檔案
已故美國詩人施特蘭德（Mark Strand）推介史景遷的《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施特蘭德說：「我喜愛這本書，它迅速而強力的節奏、優美的文筆和奇異的情節，在在震撼了我，使我想起博爾赫斯或卡爾維諾的小說。但《胡》卻是歷史——由當代英文散文大師之一以卓越生動的文筆所敘述的歷史。」
《胡若望的疑問》是一部小書，如果有足夠專注力，一天時間應該可以讀完。史景遷寫了不少來華旅行者、觀察者、傳教士的故事，但胡若望此人很特別，他經歷了一趟歐洲之旅。胡若望本來是個「廣州仔」，受僱擔任教會的守門人，他也是天主教徒，夢想前往羅馬覲見教皇。
耶穌會修士傅聖澤（Jean-François Foucquet）來華22年，他請求調回歐洲作學術研究，於是聘用了胡若望為抄寫員，協助自己在歐洲做漢學研究。於是，胡若望以助手身分，在1722年跟隨傅聖澤，從廣州前往歐洲，留歐3年多。但是，由於文化、溝通、性格等種種問題，胡若望大部分時間被關在精神病院，直至1726年才回到廣州。
史景遷運用了羅馬的梵諦岡教皇圖書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以及巴黎的外交檔案室的文件檔案，當中傅聖澤詳細記錄了他和胡若望的關係，而史景遷就以日誌形式和倒敘，寫下這個可憐可笑復可嘆的小人物故事。
Ⅳ：敘事史學
台灣時報版的《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有溫洽溢與吳家恆合寫的編後記〈忘步泉旁的史學家——史景遷的敘事史學與《聖經》的詮釋循環〉，副題提及的「敘事史學」，正是史景遷擅長的個人絕技，史景遷「說故事」的技巧確是教人讚羨，情節安排與結構形式往往匠心獨具，小說家言與歷史家言已是無分軒輊。
在史景遷眾多著作中，《婦人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打破文學與史學的壁壘，最教人眼前一亮，難怪文學批評大師布魯姆（Harold Bloom）曾評論此書說：「不論視這本書為小說，或是歷史重構，這都是一部風格與敘事的傑作。」甚至乎，布魯姆在《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的書目中，收錄了《婦人王氏之死》和《利瑪竇的記憶宮殿》二書。
小城也有故事。《婦人王氏之死》關注小小而不聞名的山東郯城縣一地，史景遷大量運用《郯城縣志》、郯城縣官黃六鴻的《福惠全書》以及蒲松齡的文言短篇小說集《聊齋誌異》等材料，重塑明末清初的山東郯城的百姓生活，其中有天災人禍、經濟狀况、盜匪作亂、寡婦不幸、道德危機等等，史景遷的視域寬廣與精微俱備，教人耳目一新。
《婦人王氏之死》以一個私奔女人的故事作結，王氏離家出走，又復被情夫始亂終棄，回到丈夫老家，終於命喪黃泉。全書以一件殺妻案和郯城縣官黃六鴻的審判作結，而最獨特是史景遷利用上述材料再加以浮想聯翩，寫下了婦人王氏香消玉殞前的最後一場夢。史景遷的文字技巧熟練，讀者如看電影般，畫面不斷。
Ⅴ：余英時
余英時和史景遷曾經是耶魯大學的同事。最新出版的《余英時談話錄》中，余英時提到史景遷時說：「他不是講創見，就是把當時的情况講出來。他是要把歷史活活地重現出來。因為創見只要很小的東西，不可能每一條都有創見。中國的《資治通鑑》就是講故事。現在學界多是寫論文，因為創見只能限於寫論文，不能寫大的歷史書。大的歷史書要看整體見識，有一個概觀，眼光是不是周到，比別人更深刻。發現某一個別人不知道的事情，只能寫小文章，不能一部書全是創見。如果說史景遷沒有創見，只會講故事，那是絕對不公平的。」
史景遷沒有提創見、寫論文，他的才華就是講故事，而且講得好。史景遷著作並無創見的負面批評，余英時為他辯護了，史景遷個人獨特之處，就是活現歷史。
史景遷的《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有余英時的序，余英時以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理想史家6項特徵切入《天安門》一書，實在是引用得相當高明。
Ⅵ：幻視
史景遷的最後3本書，一本比一本好。《永不休止的顛覆與冒險：「胡鬧領主」毛澤東》（Mao Zedong），當然無法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但平心而論，這部缺乏靈氣的平庸作品，恐怕是史景遷的失手之作。
幸好，世紀翻過一頁，史景遷重整旗鼓，回到他熟悉的清代盛世，以及早在《曹寅與康熙》一書就注意的奏摺制度。《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Treason by the Book）以曾靜案出發，岳鍾琪以奏摺上報有人謀反，抓捕曾靜及其徒張熙，審問過後，雍正頒行《大義覺迷錄》，將曾靜的反滿看法和雍正自己的駁斥一併收錄，乾隆即位後又將此書禁燬。史景遷從曾靜案和《大義覺迷錄》，看到了漢滿關係的複雜微妙。
前呼後應，從《曹寅與康熙》到《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史景遷的寫作生涯已相當圓滿，但史景遷交出了壓軸的輓歌《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張岱一生經歷了高低起跌，《前朝夢憶》一共9章，始於張岱經歷的晚明好日子，生活本身就是審美人間，「人生之樂樂無窮」，但眼前的良辰美景，一下子煙消雲散，明朝岌岌可危，一介中年書生無力挽回，盡棄家產，40年藏書一日盡失。
入清後，張岱以《陶庵夢憶》一書追記明代的江南生活，「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張岱又抱着撰寫明史的志願，完成了《石匱書》和《石匱書後集》，回顧前朝，也剖析明朝的敗亡命運。
史景遷的知音魏斐德說：「一如許多將敘事刻劃和批判分析結合起來的優秀歷史學家，史景遷對反映真實情况的細節，有特殊而獨到的眼光。」確實，史景遷有獨特的幻視或靈視（Vision），一下子看見歷史場景，下筆如記錄眼前的景象。《前朝夢憶》就是上佳明證，且看《前朝夢憶》的收結，史景遷如何結束這部張岱傳記：
「這些年來，張岱雖相交滿天下，子孫滿堂，為了不讓一些人的生命平白凋零，更是長年孜孜矻矻，然而他自己的旅途終點，似乎沒有人願意不嫌麻煩為他記下個時辰或景况。這樣一來，我們反倒可以隨自己的意，想像他寫完最後一篇作品時，肯定像剛分娩完的痲瘋女子一樣，立刻叫人拿火來，查看他視為心頭肉的孩子是否身形健全。又或者，我們亦可想像，跟許多張家人的坐姿如出一轍，他彎坐於書几，凝視着最後蒐集到的史料圖像：有個老人突然發覺自己如鬼使神差般手舞足蹈起來。」
這就是史景遷以幻視為張岱寫下的最後肖像，也為自己的敘事史學著作留下最後身影。這個老人，或許是張岱，又或許是史景遷本人。
本文以康熙、從西至東、檔案、敘事史學、余英時、幻視這6個關鍵詞，一探史景遷多部敘事史學著作，而通論巨著《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和文集《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就無法詳談了，史景遷的講故事方法高超，他的作品是歷史書，也是文學書，兼容並包，如今已成絕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