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疫情第一年的一天，我家門鐘響起，開門後，看到跟我住同一幢大廈的妹妹家裏的工人姐姐，拿着一條中間折彎了的不鏽鋼鐵通，一臉惶恐，沒法講出一句話。我下意識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問：「太太是不是吊頸自殺？」她依舊沒法說話。「待我換件衣服後到你們家，送她到醫院。」到她家時，妹妹坐在家中的一角，已是精力透支，筋疲力竭——那是她其中一種病發的表現。她在我詢問下告訴我，想用浴室掛浴簾的不鏽鋼鐵通吊頸自殺，而鐵通中途掉了下來——那刻我確認了鐵通折彎就是這個原因。
「我不能讓你留在家裏了，我要送你到急症室。」我用緩和而堅定的語氣說。
「沒事了，我不會再自殺的了。」她語速極慢，精神依然疲憊不堪。
作為一位精神病人家屬，廿多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必須堅持送院，尤其這是她首次有自殺的舉動。就這樣，我勸了她一個小時。最後，她答應了。她進出醫院多次，知道這次大概也要留醫了，便收拾住院要用的個人物品，然後我們一起坐的士，到就近的急症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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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症室分流站的護士得知妹妹剛才的情况，問家中還有沒有其他家人，我回應說，她念小學的兒子跟工人姐姐在家裏。分流護士此刻需要離開座位拿一些物品，可是她卻回頭向後望，邊凌厲地望向她邊說：「家裏有個兒子需要你照顧，還敢自殺？」幸虧我妹妹疲累不堪，現場又非常嘈吵，她聽不到護士怪責她的聲音。
我卻都聽進耳朵裏了，感到極不舒服。一名精神病人病發，需要的是醫護人員的幫助，而不是怪責他們因病發而產生自殺念頭。既然連醫護人員也有這樣的誤解，更不用說普羅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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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妹妹患的是思覺失調，英文是psychosis。Psychosis在很久很久之前，被譯作精神病，甚至嚴重精神病，但說到底，其實是思想和感覺整合上的失調。青山醫院的教育單張（bit.ly/43Mh01D）這樣寫：一般人可以分辨出腦中的思想和五官所感受到的，哪些是源於自己，哪些是來自外界；可是當思想和感覺兩方面整合失調，患者會覺得所思所感和行為受外力控制，又或不受控地被別人接收到，這些都會令患者驚惶失措。
2001年，醫院管理局為psychosis創立「思覺失調」這個中文譯名，它更能反映psychosis的本質，亦意味着此失調狀態可以調節，回復正常。
然而，作為家屬的我，以往只覺得這個「腦部病態現象」給患者帶來的情緒、說話和行為異常，千變萬化，無從捉摸；而我簡單地以為「服藥就會好」，背後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也對她產生很多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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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多年前，妹妹首度病發，留醫一段時間後，康復回家，但受醫生所說的「陰性病徵」所累，她整天睡在牀上，沒有動力。當時我不理解「陰性病徵」是什麼一回事，不明白她當時對自己也是無能為力。我不喜歡她這樣。
倒是媽媽有耐心，問她：「你念這麼多書，難道就這樣天天躺在牀上嗎？」媽媽的溫馨提醒，激發了妹妹的鬥志，從兼職做起，慢慢投入職場，全職就業，病情穩定了好幾年。
不能不提的是，妹妹病發前，已獲得大專畢業的文憑，且工作了數年，更在病情穩定的那幾年，完成了因病發而中斷的遙距學位課程，因此，她再找工作時，已具備相當的學歷及工作經驗，幫助她找到心儀的工作。
可是，不是所有思覺失調的康復者都能擁有這個優勢，不少患者是15至25歲的青少年，妹妹所接觸的病友之中，有些因為患病未能完成大學甚至中學課程，更不用說工作經驗，這樣或多或少影響他們投入社會。從這個角度看，在求學時期病發的患者，必須積極地治療，這樣對他們重投社會幫助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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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妹妹認識了男朋友，結了婚，之後懷了孕。雖然醫生告訴她所服用的精神科藥物不會影響胎兒，但她仍然堅持在整個懷孕期不服藥，結果在兒子出生後不久，她病發了，再不久，她丈夫提出離婚。妹妹成為了單親媽媽。
在此之前，妹妹會讓我陪同她覆診；在此之後，她不再允許我陪伴見醫生，而且極容易發怒，也極難相處，很容易遷怒別人，我難以跟她溝通，近十年都是這樣。我不否認，我不喜歡這個時期的她。
覆診的過程沒有家屬參與，最大的問題是醫生無從在另外一個人口中，了解病人平日的情况。覆診時醫生總會問病人三條問題：有沒有幻覺？有沒有幻聽？有沒有自殺念頭？病人只要都答「沒有」，那麼就可以取藥回家。就算有復發徵兆，病人也會這樣回答，他們未必是刻意隱瞞，而是他們自己也許未能察覺復發的病徵已悄悄出現。
家屬無法陪同覆診提供另一方面的資訊，醫生便少了一個渠道去識別他們有沒有復發的迹象。
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覆診時，醫生是否應該要求病人帶家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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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原來妹妹已浮現復發的迹象，她不單不能按公司的要求完成工作，也因為居家辦公，需要學習網上開會的應用程式使用方法，對一個開始病發的思覺失調患者來說，一下子面對這大堆的轉變，完全不能應付，她的精神狀態也開始變壞，壞得我無法不到她家送她入院。
這次住院的時間比較短，前後只有一個月。醫生在電話裏跟我解釋，因為沒發現她有需要留院處理的情况，只能讓她出院。回家之後，我和跟她同住的工人姐姐都覺得，妹妹並未到適合出院的時候。
結果就在出院數個月之後的這天，妹妹企圖吊頸自殺。
我萬萬沒有料到，妹妹自殺不遂，居然是一次「絕處逢生」的機會。
因為她自殺不遂，院方明顯相當重視，醫生、職業治療師、臨牀心理學家和社工四個範疇的醫護專業人員，都給我電話，了解妹妹之前的狀况，我才可以把我所目擊的和工人姐姐告訴我的情况，包括不定時服藥，告訴他們。
由於一年內復發了兩次，醫生非常鄭重地在電話裏跟我說，不能讓她這麼頻密地復發，因為每次病發，都會損害腦部，長遠來說對她極為不利。「不是說要減到一次復發也沒有——這是很難的，但起碼要減少復發的次數和密度。」醫生在電話裏解釋。
職業治療師也向我解釋病人不願意服藥的原因：「因為有些人服藥，就像我們患傷風感冒吃藥的反應，感到渴睡不舒服，影響他們上班的表現，令他們更加不想服藥。」這才令我明白妹妹不願意服藥的處境。
這次留醫，醫生因應我補充的病情，給妹妹轉了藥，也因應她沒有定時服藥而轉用了針劑，妹妹沒有抗拒。
然後我發覺，妹妹情况穩定了許多。她重新找到一份她能應付的兼職，做出了成就感；今年年初更嘗試找全職，經過數個月間幾次面試，終於獲聘。遇上問題，她比以前果斷地應付。最近我搬家，找她幫忙，她一口應承。這些看來好像是小事，但在我看來，卻是她重拾自己生活的表現，回復她做事決斷、樂於助人和善良的本性。
她找到全職工作之後，主動跟醫生提出每月到門診注射針劑請假的困難，而醫生也很配合，說可以替她注射一種長效的針劑，每三個月才需請假一次到診所注射。我相信，妹妹向醫生主動提出這件事，反映她積極重投社會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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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我到她家吃了一頓家常便飯，之後我們聊了好長的一段時間。
「有沒有留意到荷里活廣場那個新聞報道？」我問。指的是月初發生的那宗懷疑精神病人刺死兩名女子的事。「還有美孚新邨懷疑思覺失調男子拿着兩把刀拍鄰居門的新聞？」
「有，我有留意到。有時候病人會受到這些新聞影響。」妹妹很理智的說。
「但你沒有受到影響。」我續說：「你知道嗎？自你上次出院之後，這兩年多，是你得病廿多年以來最穩定的。」
「因為我在得病前已大專畢業和有工作經驗，後來還進修拿到學位。我以前在醫院碰到的病友，很多還沒有畢業、沒有工作經驗就病發了。我很幸運，之後又能完成學位課程。」
她的兒子坐在沙發上，悄悄聽着我們的對話。
此時站在客廳中央的她，把兒子喚來，站到她身旁，然後笑着問我：「他比我高嗎？」
我端詳着，然後說：「他比你高兩吋呢。」
她親吻笑得有點靦腆的兒子的面頰，滿足地笑。
文˙黃浩然
精神病康復者「資深」家屬，27年前第一次送家人入院，此後一直目擊病人病情的起伏波動。每當自以為了解患者的病情時，卻是另一次學習的開始。心願有兩個，一個是大家都能開口講精神病，這樣才能讓其他人看到治療的榜樣；另一個是坊間不要再拿「白卡佬」這個諷刺精神病人的侮辱性詞語來開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