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走進石硤尾大坑西邨，空地晾了一排用紅色顏料寫着「慘慘慘」的褲子和衣服，活像電視劇裏的討債場面。「我只在昨天感到憂傷和孤獨……明日或會比今天更光明，因為我把我的悲傷都丟棄。（Only yesterday when I was sad and I was lonely / Tomorrow may be even brighter than today / Since I threw my sadness away）」67歲的歐陽潔珍（珍姐）正用DVD機播放木匠兄妹樂團（Carpenters）演唱的歌曲Only Yesterday，珍姐說這首歌是她最愛聽的英語歌曲，歌詞也最能表達她此刻的心境。
/耳/濡/目/染/
跟家姐聽Uncle Ray長大
Only Yesterday於1975年發行，樂壇教父Uncle Ray在香港電台英文台任DJ時曾經播放這首歌，珍姐記得那時與她同住大坑西邨的家姐好鍾意聽英文歌，「晚晚開Uncle Ray嚟聽」，她聽着聽着便耳濡目染，也喜歡聽英文歌，那時她聽到Only Yesterday覺得「啱聽」便一聽鍾情。約30年前的聖誕節，她有次陪朋友到旺角新興大廈附近的光碟舖買CD，一看到「Very Best of Everlasting Originals Supreme Favourites Collection (Vol. Four)」光碟的曲目有Only Yesterday，她沒多想就買下了。珍姐說她的教育程度只到小學畢業，聽不懂歌詞內容，只會「跟着歌詞噏吓，後來有了智能電話才能翻譯歌詞」。那隻光碟到現在仍很簇新，珍姐笑言不常拿出來播放，「鍾意就拎出嚟聽吓，但現在可用智能電話聽嘛」。
珍姐入住大坑西邨約34年，現居的300多平方呎單位原本是她家姐幫一名太平紳士打工獲得的「員工宿舍」。她從大坑西村歷史說起，大坑西邨為本港唯一的私人廉租屋邨。1950年代石硤尾木屋區大火，燒毁大坑西邨現址一帶寮屋區，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下稱平民屋宇）隨後在該處興建平房屋「光民村」，後來被政府收回建造大坑西邨。珍姐說當時的政府於1961年以私人協約方式，收取平民屋宇特惠地價（當年市價五分之一）並貸款1000萬元，以興建大坑西新村，安置火災災民和光民村原居民；平民屋宇未經政府同意不能出售該幅土地或建於該幅土地上的樓宇。珍姐解釋，因此大坑西邨的居民有4類，除了光民村原居民、石硤尾大火災民，還有因興建石硤尾港鐵站而延遲入伙的民泰樓居民，以及平民屋宇首批董事的員工，董事不乏太平紳士，包括周錫年、馮秉芬、律敦治、李福樹等10人。
/年/中/無/休/
單親媽媽剩餸尾 捱大女兒
珍姐33歲時離婚，需要找地方居住，家姐邀請她帶着女兒搬到大坑西邨員工宿舍，就這樣一直住到現在。一開始搬到大坑西邨，珍姐獨力照顧年幼的女兒，面對「搵朝唔得晚（窮得沒飯吃）」的經濟困難，連家俬也靠街坊捐贈。她掃視了門邊的鞋櫃和燙衫板，然後摸了摸我們正在坐着的梳化，並說：「其實你（在我家）看到的很多東西都不是我自己買的，這張梳化也是。」
為了生計，珍姐輾轉打過好幾份工。起初她做全職銷售員下班晚歸，要將正在念幼稚園的女兒交給別人照顧，「他們（照顧者）知道我環境（經濟狀况）不好，收取我的費用是『人情價』」。後來女兒上了小學能報讀補習班，減輕了一點珍姐照顧女兒的壓力，只是不幸遇上「沙士」爆發，經濟不景，珍姐被減薪。正職以外，她要做好幾份兼職補貼開支，平日到幼稚園做校工，假日做其他兼職。想到那時，她也是無奈：「其實我一年365天都沒假放，星期六、日、紅日我走去做兼職。」學歷不高的她能做什麼兼職呢？她說：「我做一些比較低下層的清潔工作。」她心裏只想着女兒年紀尚小，怎麼也得捱下去。
上班賺到節儉下來的錢都花在女兒身上，供她參加課外活動，「我不想她跟同學（享受校園生活）脫節，我能給她的，盡量給，情願自己辛苦一點」。說到慳錢心得，她說在幼稚園上班時會吃掉學童吃剩的早餐，省一頓早餐錢，亦將在幼稚園煮午飯的剩菜帶回家當晚飯，省一次買菜錢。她說女兒學什麼都三分鐘熱度，堅持得最久的是學了一年劍擊，參加過不少比賽，珍姐每次都會捧場：「少賺一日錢而已，這些值得紀念的日子，我一定會出席，沒理由只有她沒家長陪。」
/肩/負/重/任/
當上權益關注組主席
女兒現在工作穩定，珍姐照計再也不用頻頻撲撲，她身上的擔子卻沒有減輕——作為單親媽媽的她於2004年接任大坑西邨居民權益關注組主席。她說做主席本來不算辛苦，平時搞旅行，問街坊有什麼需要改善的地方，譬如屋邨裏這陣子多了老鼠出沒，她就作為「中介」跟平民屋宇經理反映。但自從有了「逼遷」這件事，她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說着說着更有點氣憤：「他（平民屋宇）沒有妥善安置（大坑西邨居民）。」
平民屋宇前年1月向居民發出「住戶資料聲明書」，要求他們遞交最近一期水費及電費單副本供回遷資格審核，合資格回遷者要選擇自行安排臨時居所待重建後回遷，不合資格者則每戶按人數計，每人獲10萬元特惠津貼並永久遷出，7人或以上家庭不合資格者最多可獲70萬元。珍姐質疑，津貼金額不夠居民維持生活質素。她續說，大部分大坑西邨居民是沒收入的長者，業主未必願意向他們出租單位，「年紀大，出了什麼意外搞到樓價跌，他（業主）租不出去」。 早已退休的珍姐找過幾間地產公司，每次被問及工作證明和稅單，「我話無，咁就唔租畀我」。她形容居民的處境是「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申請公共房屋，又沒錢買樓，沒入息也無法到銀行申請按揭，「我們有錢買樓的話還用得着住這裏嗎？」
「明日或會比今天更光明」
珍姐稱平民屋宇要求居民簽署回條和退租協議，並無百分百承諾回遷安排，「退租協議只提及我們現在搬出，5年後可以回遷，屆時以房委會的條款作準」。退租協議列明「業主可隨時及全權決定訂立一切其他租用回遷單位之條款，條款將參考當時政府及香港房屋委員會的政策而制定」，珍姐說平民屋宇沒能絕對保證居民5年後回遷。根據協議，即使能回遷，居民必須於獲發編配租用重建後單位通知之日起計5個工作天內，以書面形式確定他們將承租並訂定租務協議，否則視作放棄單位。珍姐苦笑道：「屆時也不知道接手（平民屋宇）聯絡居民的是誰，居民該找誰呢？」
好幾次入大坑西邨，都見到珍姐在民樂樓樓下的行人路擺街站，拿着一個大聲公呼喊，她說有了逼遷這件事，關注組更加需要成為街坊與外界溝通的橋樑，即使大坑西邨遷拆，她作為關注組主席的職責仍未能卸下，「理論上街坊未搬走，關注組依然存在，起碼要等到5年後看我們是否真的能回遷」。她苦苦堅持，大概是因為她相信「明日或會比今天更光明（Tomorrow may be even brighter than today）」。
關注組於1998年成立，剛好是CD出產那年。翻譯過Only Yesterday歌詞後，珍姐說「Only yesterday when I was sad and I was lonely」這句最觸動她，尤其在孤單一人時聽更覺感動，「視乎我當下心情，每次聽都別有一番感受」。她自言無論是獨力照顧女兒，還是作為關注組主席處理事務，幸得一眾街坊踴躍幫忙，並非完全孤立無援，但當她為大坑西邨重建事宜尋求外界協助時總會有點沮喪。她找過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轉達居民渴望獲「妥善安置」的訴求，但未見成效。面對平民屋宇發出傳訊令狀，要求她於期限前遷出，否則將採取法律行動收回單位，所需訟費由她承擔，珍姐說：「我會抗辯到底！」
/聽/眾/交/流/
魔鬼在細節 老街坊留守到底
73歲的侯先生自11歲起搬進大坑西邨，從事租務工作24年，對租約條款甚是了解，珍姐邀請了他一同解構平民屋宇要居民簽訂的退租協議，他們兩人均打算留守到最後一刻。
記者：珍姐，你準備好清走家中的東西了嗎？
珍姐：我沒打算清走家中物品，平民屋宇要求我們將單位所有東西搬空才發還按金，我們覺得奇怪，明明大坑西邨是要拆掉重建，單位又不是立即轉手給新租戶，為什麼要還原做「清水房」？
侯生：(平民屋宇提供的)租金補償不算是安置，他提供的選擇是根本無得揀，要不選擇回遷，並於3月15日交還單位，要不拒絕回遷，簽退租協議。
珍姐：可以拿走的東西我全都會拿走，像梳化、牀、鞋櫃這些請別人幫搬又是另一筆花費。我也不知道可以搬去哪裏。
侯生：我找了7間地產中介，沒人肯租屋給我，平民屋宇說幫我們申請過渡房屋，但只是申請而已，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