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最近幾年廣東歌看似歷經小陽春，大眾熱議樂壇頒獎典禮賽果，本地歌手演唱會則一票難求。通關之後，卻有不少友人飛往韓國、台灣、新加坡，只為觀賞心儀外國歌手演出。到底廣東歌熱潮能否延續？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香港研究課程教授朱耀偉主編的新書《在地有聲——香港流行音樂教育訪談錄》，邀請與流行音樂課程相關的人士受訪。他認為樂壇需要從根本改變，以流行音樂教育培養新一代音樂人與樂迷，長遠才能逐步建立廣東歌品牌。
朱耀偉曾在浸大任教，問流行歌詞班的學生有否聽廣東歌，通常只有一兩個人舉手。有學生下課後才坦承很喜歡廣東歌，MP3隨身聽儲存不少，「不過我（那學生）不敢讓人知道，就是朋輩壓力，覺得（廣東歌）好老套」。事隔十幾年，朱耀偉仍然對那番話印象深刻，「嗰剎那我覺得去到這個位置就好大鑊，即是覺得整件事老套，你不理啲歌寫得多好都無用喎」。
「缺乏多樣性」問題未解
曾幾何時，廣東歌是香港的金漆招牌。朱耀偉引述香港流行曲教父黃霑在其博士論文（2003）寫道，廣東歌於1970年代末、80年代爆發實屬偶然，其時內地未有流行音樂市場，台灣則正值戒嚴封閉。朱在新書中引用過往研究，指出「缺乏多樣性」為香港流行音樂產業的主要問題之一，只是當廣東歌盛行之時，問題的嚴重程度並不明顯。
朱耀偉憶述小時候，羅文、鄭少秋、汪明荃是時下巨星，但未獲年輕人歡迎。於是唱片公司推出陳百強、張國榮這些年輕歌手，「個餅就愈來愈大」，到80年代甚至興起樂隊潮流，「市場立體好多，由年老到少、不同風格都有」。為應付龐大市場需求，唱片公司需要試用不同歌手、音樂人，令樂壇更多元。
然而到90年代面對國語歌競爭，香港流行音樂產業只靠「食老本」，邁向衰落，黃霑在博士論文指出：「過去十多年的興旺，令香港樂壇形成了一大堆劣習。在盈利年年上升的時候，不思改進，一旦四面楚歌，完全手足無措。」朱耀偉補充，在廣東歌市場萎縮下，只有最主流、最賺錢的歌手得以生存，其他歌曲與歌手漸遭淘汰，形成惡性循環。90年代末至千禧年，大眾開始把廣東歌定型為「K歌」、「冧歌」，愈來愈多人轉投外地音樂市場。朱耀偉強調這時期的香港音樂人絕非無才華，亦不覺得K歌冧歌一定質素差，「但（市場）不可以淨係得K歌、冧歌㗎嘛，往往淘汰就是旁邊那些（非主流）」。
新一代破沉寂 宜趁機闢出路
最近幾年，顯然本地流行音樂市場突破長時間沉寂，新一代歌手的知名度與歌曲傳唱度大增。朱耀偉提起身邊長年不聽廣東歌的朋友，突然也宣稱支持廣東歌。不過，有網媒分析音樂串流平台數據，發現從2023年起，香港歌曲收聽量自疫情期間的高位下跌，反而外地歌曲收聽量急增。朱耀偉認為，這幾年社會氛圍加上疫情，促使廣東歌受關注固然是好事，「但是你問我，用剛才黃霑的說法，舊時那些問題有沒有改過？我覺得仍然存在」。譬如乘着廣東歌熱潮，大眾有否發掘更多獨立歌手、更多元化的歌曲風格？選拔與經營偶像的模式，是否仍然沿用傳統？「如果用番受訪者的說法，當年玩爛這個（香港流行音樂）工業的人現在又坐在這裏的時候，又『復蘇』番囉。」朱耀偉道。
朱耀偉的研究探論如何在本地環境中激發創意，以促進香港流行音樂產業發展。他口中的「創意」不止是歌曲創作上，而是打破既定體制與框架，「寫一首歌可能有創意，但去整一個頒獎禮是否也需要創意？資助一些活動，是不是需要創意呢？」
過往政府也有投資流行音樂，專責推動創意產業發展的「創意香港」曾資助業界舉辦「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邀請不同地區的音樂人表演，集合各地新進歌手參加比賽。不過，朱耀偉認為以往音樂節的方向似乎是推廣香港流行音樂多厲害，「但是問題就是，香港流行音樂過去十幾二十年，不要說這兩年（的熱潮），畀人感覺都是衰落」。若欠缺樂壇生力軍及廣東歌品牌，舉辦音樂節只是等同外國歌手的香港演唱會。因此他提出從根本面對問題，從基層培育新進音樂人以至樂迷，由下而上令樂壇多元化。總括來說，即是推動流行音樂教育。
提升樂迷水平 擺脫「填鴨式聽歌」
何謂流行音樂教育？難道聽歌都要學？書中不少受訪者認為提升樂迷「水平」很重要，要培養大眾接受不同類型音樂。朱耀偉說，理想的情况是當樂迷變得有要求，便可支持多元化的音樂發展，「現在如果只是一些很被動的聽眾的話，就是別人給什麼（歌），你就聽什麼」。
然而，朱耀偉明白在學校制度中加入更多流行音樂教育元素並非易事，任教中小學音樂科的受訪者均反映工作量沉重、課時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目前教育局提供的流行音樂教學資源不太「流行」，提到的歌曲大部分在千禧年前出版（最新是陳奕迅《六月飛霜》（2011年發行）分析），若教師要自製教材又會增添負擔。朱耀偉以前任教中文系，有學生執教鞭後以流行曲歌詞製作教材，「做完之後仲要被家長投訴，即是不務正業。你又唔考的，教來做乜？」
倡設傘式機構統籌教育
單靠個別教師難做，教育局中人又不一定懂音樂。朱耀偉說有個「又天真又傻」的想法，便是參考外國成立傘式機構，統籌香港流行音樂的教育與推廣等，例如機構專責與教育局聯絡，統整相關課程和教材，同時避免不同機構投放的資源重疊。
另一建議是資助學生觀賞流行音樂表演，朱耀偉提到早年於浸大籌辦Cultural Literacy（文化素養）計劃，學生可獲資助參與指定名單上的文化活動。他憶述當時曾討論文化活動的門檻，「看周星馳那些（電影），為何要資助他們去看？他們怎樣也會去。但如果選擇一些無人睇的戲才資助，有些人又會覺得是抌錢落海」。該計劃最終選擇較寬鬆的揀選準則，此外朱耀偉認為若參考這種資助方式，可考慮讓學生撰寫觀後感。「周星馳後來真的變成一個學問，去北京大學也有講座。所以很多流行文化就是這樣，最初可能你以為它沒什麼價值。」
借鏡韓國 政策軟硬兼施
普及教育以外，朱耀偉就流行音樂教育的構思，也有針對產業發展的部分。一直以來，不少聲音認為音樂圈子入行渠道少，正統訓練機會不多。創意香港目前資助「埋班作樂」音樂創作及製作人才培育計劃，朱耀偉認為是好事，一方面教導學員創作、錄音等實務，另一方面業界翹楚以師徒制指導年輕音樂人，學員可從中建立人脈。他期望不止一兩班「埋班」，未來可以發展得更大型、更長遠。
新人尤其需要演出機會累積經驗，但在香港街頭busking，卻常因噪音阻街投訴遇阻撓。硬件上，受訪者對流行音樂場地有不同看法，大多贊成興建大型流行音樂基地或資料館。譬如「文藝復興基金會」總監柴子文以首爾音樂基地Platform Chang-dong 61為例，期望香港可以有一個結合排練、錄音及表演的地方。當地同時以軟件配合，允許音樂人駐場一年，並要舉行一場演出「交功課」。
說起資助，必須涉及政策支援。由政府積極推動流行音樂產業，韓國K-pop可謂成功例子，不單有官方資助，銀行甚至幫忙融資。朱曾訪問當地學者，「他們的講法就是，其實投放很多資源，尤其早期可能很多都是虧本。但是後來就建立了一些軟實力、整個形象，之後賺回來的很多。可能我們就會現實一點，譬如（會問）給了這麼多資源，是不是整到另外一個四大天王？」
相對流行音樂，政府似乎對電影的資助更直接。填詞人周耀輝接受朱耀偉研究團隊訪問時問道：「創意香港有『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資助），為何音樂沒有呢？」翻查資料，毗鄰澳門的文化發展基金設「原創歌曲專輯製作補助計劃」，合資格申請者可獲資助製作費、交通及宣傳等開支，迷你專輯補貼上限為13.5萬澳門幣，專輯則為27萬澳門幣。
常言香港是自由市場，朱耀偉指：「最無奈就是，大家覺得政府要做的，但（又覺得）政府最好就不要做事。」朱耀偉引述受訪者對政府資助的取態：「他們當然說『有（資助）就好啦』，不過最好不要這麼多干預。」無論是成立傘式機構，還是提供更多資助計劃，總會涉及「誰人決定」的討論：決策人懂不懂音樂？會否仍然傾向主流風格？作曲編曲人、演唱會音樂總監嚴勵行直指唱片工業的內在問題：「老闆不懂音樂，懂音樂的人又不認識老闆， 所以一切（實務操作）就落後。」因此，若要成立傘式機構，朱耀偉建議政府考慮由具相關經驗的創意香港與業界協作，最重要是吸納不同持份者意見。他相信硬件上的支援爭議較小，譬如興建流行音樂中心，在不同社區設置廉價甚至免租的錄音室，提供舉行音樂節的場地等。
單靠流行音樂市場自然運作，非主流歌手、歌曲易被邊緣化。雖然近年如林家謙、Serrini等沒有簽約大型公司的獨立歌手冒起，但朱耀偉認為他們仍相當依賴主流媒體的曝光率，暫時未有一套新機制讓indie歌手被看見。他以前研究過樂隊潮流，「我訪問過很多人都說，賣不到廣告就無播放率㗎啦」。「如果多了一些不用簽label（唱片公司）的歌手，但如果很多東西還要靠業內人士去認受，那是不是又有問題呢？」他提起Tone Music Awards（未來音樂選）也是另闢路徑的嘗試，「會不會這樣撞一下撞一下，才會有些新東西出來？」
香港流行音樂要破舊立新，朱耀偉說整個體制也需要新創意。原來Serrini是他的學生，當年他走進麥花臣場館觀賞《Serrini的童話世界》演唱會，驚見一眾粉絲排隊讓Serrini摸頭，「老中青都有，我坐在那裏搲晒頭，點解呢？」情景荒誕得連流行音樂學者都大開眼界。怎樣創造流行？一切回歸到創意與嘗試，「流行文化可能最初都是這樣撞出來，如果計算到，個個都發（達）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