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我第一次見到聶華苓的時候，她已經92歲了。2017年秋天，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簡稱IWP）舉行50周年慶祝活動，一直嚮往IWP的我有幸獲邀到愛荷華城採訪。飛機沒有延誤，但我還是來得太晚，聶老師在我出生以前已經從國際寫作計劃總監一職退休，來到2017年，她亦不再經常參加公開活動。不過，她仍是廣受尊敬的IWP共同創辦人、「世界文學組織之母」，無論她是否在場，IWP活動主持人的致謝辭都總會提到「Hualing」這個名字。專程來參加慶祝活動的華語作家，包括1967年參與第一屆駐留的台灣詩人瘂弦，還有香港作家董啟章、潘耀明，內地小說家畢飛宇、李笛安等。他們在愛荷華的那幾天，除了參與慶祝活動，亦會跟聶老師及親友一起到Paul Engle墓前致意、到聶老師的家「安寓」聚會聊天、外出觀光等。同樣長着華人面孔的我，因着記者的身分獲許混在其中一同參與，尋找機會訪問聶老師。
聶老師身邊的人提醒過我她不太記得住新的面孔和名字，我們共處那幾天，她不只一次問我是不是大學生，我說不是啊，我是記者，從香港來訪問您的。過了一兩個小時，她又會問我，妳是誰啊，是在這裏讀書的嗎？後來在安寓，她送我一個新的名字：欸，小妹！那年來駐留的香港詩人劉偉成聽見聶老師召喚我的方式，也學着她開始喚我這個新朋友「小妹」。7年後的今天，我和偉成仍是朋友，他仍沿用聶老師開創的方法喚我「怡小妹」，每次有人問起，我都會把這段趣事再說一次，再想起聶老師和在安寓的珍貴時光一次。比起一本正經地回答我那些故作有趣或偉大的訪問問題，那時的聶老師更喜歡把心神花在跟難得回到愛荷華的人敘舊之上，那些很久以前的故事，她很久以前認識的、見過許多次的、非常珍惜的人，她全都記得。重聚的作家們在不同年代參加IWP，分別見證過她與丈夫Paul Engle由相識到相愛、共同創辦IWP，還有她在Paul退休後獨力接手IWP總監一職、到自己退休後仍與每年到來的華語作家交流的模樣，他們眼中不同時期的聶老師與Paul Engle，都在交換故事時逐一浮現。我聽着、看着，把原本打算一本正經地寫的聶華苓訪問，變成更精彩的掃墓及安寓客廳沙龍紀錄，把每位作家的身影都寫進去。現在回想，我那年來愛荷華的時機實在是太幸運了，即使自己當時只是個還未有機會參加IWP的小妹，還能和大家一起與聶老師聚會，親眼看見大家嬉笑打鬧，趕得及聽瘂弦講他看見聶老師和Paul Engle談戀愛的故事。這樣的作家聚會，只因愛荷華而起，也只能在聶老師身邊發生。
最後一次見到聶老師是2023年，那時她已經98歲了。事隔6年，我不再是以記者身分來愛荷華採訪，而是以香港作家身分來參加IWP。中秋節翌日，聶老師的女兒邀請駐校的華語作家們到安寓與聶老師聚會，我剛好有事錯過了，就和曾在愛荷華大學任教的Jennifer Feeley約好之後再去探望。認識聶老師多年的IWP職員Natasa開車帶我們去買雪糕當伴手禮，那時已經接近秋冬的邊界，有些連鎖雪糕店的分店已經關門準備過冬。車子經山邊的小路轉彎上坡，紅色的房子仍在那裏，踩過鋪滿黃葉的樓梯走進安寓，屋子裏的一切仍如Paul Engle過世那天，由聶老師維持着原樣，30多年來沒有變過。聶老師比6年前更少說話，走動也沒有以前靈活，獨居的她家裏有了扶她走動的護工，把我們帶去的雪糕代為收進冰箱。聶老師記得Natasa，也記得Jennifer，但像我這樣平凡的年輕小妹，她當然不記得了。不過對我來說，能再次回到安寓，對她介紹自己是從香港來駐留的作家，以計劃參與者的身分向她道謝，已是一種願望成真。聶老師和Paul Engle創辦的國際寫作計劃，50多年來讓來自160多個國家的1600多位作家在愛荷華聚集，自由、平等地對話共處，實在是對國際文學交流的偉大貢獻。和我同屆的駐校作家之中，至少有兩位在駐留結束後要回到捲入戰爭的母國，在急劇變化的世界之中，IWP支持的創作自由以及和平的國際交流更顯重要——但沉重的事，還是不要在這時向她提起了。
我們向聶老師道別時，她想親自送我們到面具牆前的樓梯下方，我們連忙請她不必相送，免得為我們多走一趟樓梯。到了房子外面，我們回頭一看，她仍笑着從玻璃窗後向我們揮手告別，目送我們坐上車子。為什麼我們就這樣濕了眼眶呢，是因為害怕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和她見面嗎？那時我想，幾年前跟幾位去過愛荷華的香港作家聚會，有人半開玩笑地說，聶老師100歲生日那年，大家要一起回去愛荷華和她慶祝。這樣的約定真的會實現嗎？2024年10月中，我在香港街頭跟劉偉成隨口提起這個約定，過了幾天，就接到聶老師離世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