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Dark as it might be, we are in this tunnel together.」在金堯如新聞自由獎頒獎禮上，我比喻新聞自由走入了暗黑隧道，我們一班記者不肯定前方有沒有光，但可以肯定的，是隧道裏有很多人，仍然有很多人。可能只是黑只是怕，我們沒有作聲，但我們仍然在一起。我在頒獎禮說得1999，難得另一位獲獎記者在Twitter只用上一句英語，便優雅地表達了「Dark as it might be, we are in this tunnel together.」
而在同一頒獎禮，我聽到另一番生存意志更強大的說話，是來自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傳播法律兼職講師劉進圖先生。劉進圖先生簡單講解兩大法例（國安法及煽動罪），以及最重要，如何減低風險。他說要為留下來的新聞工作者，建議一些「防空措施」。現把他的重要建議詳細記錄，讓我們避得過天上的轟炸機，在隧道裏走得更遠。
劉進圖先生認為對新聞自由尤其影響的，一是《港區國安法》，二是《刑事罪行條例》第9、10條的「煽動罪」。
國安法——飄移的紅線
劉進圖先生首先引用了美國喬治大學Georgetown Center for Asian Law，在5月3日發布的研究：New Data Show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Arrests Follow a Pattern。他笑言「人哋幫我們做咗功課」，然後很慢很認真地讀出題目的每一隻字，好讓我們在網上找到。
研究總結了由國安法實施當天，7月1日至5月3日約十個月間，警方國安處共拘捕了113人，當中92人涉國安法（四大罪行：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21人涉其他罪行（如串謀詐騙、侵害人身罪等）。而在113人當中，共58人被落案起訴。長版報告把每一宗拘捕的日期、控罪背景和案件狀態清晰列表，簡單扼要。
研究人員分析資料，認為國安法用於三大目的。第一是針對政治言論加以控制（研究舉例指7月1日有人涉嫌手機殼貼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貼紙，和袋內藏有數張文宣貼紙，被指涉嫌顛覆國家政權被捕）；第二是切斷政治及民間組織與海外的聯繫（研究舉例指黎智英和周庭案）；第三是針對打擊民主運動領袖（研究舉例指47人案）。
劉進圖先生說，吳靄儀女士很早便用「飄移的紅線」來形容國安法，他認為很有遠見。他很認真分析了四個飄移原因，一是國安法有很多重要的關鍵詞，何謂「顛覆」、「分裂」和「勾結」，定義既寬闊及模糊，二是國安法按內地法規理解和解釋，原本法律並無禁止的行為也可違反國安法，他說例如47人案運用《基本法》允許的「合法權利」去否決財政預算案，迫政府接受民意，檢控一方卻認為是「非法行為」，顛覆政權。三，執法者運用法律各種的可能性和彈性而不受制衡，四是未有清晰的案例和法庭的指引，新聞教育很多界別都傾向安全起見，自我審查，於是紅線又進一步向前移。
煽動罪——殖民地惡法
至於《刑事罪行條例》第9、10條的「煽動罪」，劉進圖先生形容是「停用了幾十年的殖民地惡法突然使用」，條例是把具煽動意圖的行為或發表煽動文字，處理和管有煽動性刊物，包括企圖、籌備或串謀作出煽動性行為，定為刑事罪行。第9條（1）所列出的煽動意圖，包括引起對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司法的憎恨或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或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或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或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等等。
劉進圖先生說例如擺街站批評政府，引起市民敵視政府，哪怕言論有一定的事實基礎，哪怕是誠實的評論，都用上這條久遠未用的殖民地時代惡法拘捕或檢控，雖然未知法庭裁決，但的確對言論自由的威脅相當大。他還說，煽動罪在普通法下，是不要求被煽動的一方，響應行動或有反應，「即煽而不動也可告煽動」，而且佔中案更走前一步，煽動他人去煽動，令煽動罪成為另一飄移的紅線。
天羅地網的法規，看完有沒有頭痛？撐住，生路可能就是簡單的持守專業，毋忘初衷，「我是真心的」！（搞笑是最大的生存意志。）
新聞報道的初衷
再翻查《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1）列出煽動意圖（上文），（2）列出不屬煽動意圖的例子。法律原文為「（2）任何作為、言論或刊物，不會僅因其有下列意圖而具有煽動性」，包括「（a）顯示女皇陛下（中央政府）在其任何措施上被誤導或犯錯誤」、「（b）指出依法成立的香港政府或香港憲制的錯誤或缺點，或法例或司法的錯誤或缺點，而目的在於矯正該等錯誤或缺點」、「（c）慫恿女皇陛下（中央政府）子民或香港居民嘗試循合法途徑促致改變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項」、「（d）指出在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產生或有傾向產生惡感及敵意的事項，而目的在於將其消除」。
簡單而言，在《普通法》煽動罪下，如果僅僅為「顯示」、「矯正」、「改變」、「消除」政府錯誤或民間惡感，並不構成煽動的意圖。
劉進圖先生更指出，無論是煽動罪抑或國安法，任何刑事檢控均須證明有「犯法的行為」和「犯法的意圖」，缺一不可，而飄移的紅線、寬闊含糊的定義，令我們難以掌握「犯法的行為」，但我們可以試圖控制和改變「主觀的意圖」，即在報道中「把出版意圖，發布意圖很清晰地勾畫出來，彰顯出來」，以證明新聞工作者的意圖純粹為「報道新聞」，並非宣傳煽動顛覆。
「我是真心的！」
他說：「你自己知是不足夠的，要把意圖畫公仔畫出腸，令人看到沒有其他意圖，只是發布新聞，你是真心的。如果你遇到明事理的法官，你又有可指向的客觀證據，去說明你的意圖，並非犯法的、煽動他人的意圖，而是去報道新聞的意圖。」
他舉例，如果獅子山有直幡掛出，寫上了引起很多國安訴訟的標語，因為這是新聞，記者要報道，無可避免把標語內容覆述，而新聞圖片亦要展示標語。他問：「到底這新聞報道連文字圖片，是客觀新聞報道嗎？從報道推論你的意圖，這只是報道新聞抑或是一種宣傳煽動？即通過報道去宣傳政治理念，去煽動他人作出某政治行為。究竟是哪一種？」
與會者有人問，如果在報道中白紙黑字列明「此為新聞報道非政治宣傳」或者「受訪者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能夠彰顯出版意圖嗎？即寫明「我是真心的！」能彰顯我是真心嗎？
劉進圖先生認為以上所謂的「免責聲明」在法律上均不能免責，法官是會按他的理解和認知，去區分新聞報道和政治宣傳：「法官對新聞報道的定義都是保守的，即用詞客觀，對事實報道，包羅正反意見，行文基本上不帶主觀判斷，不呼籲回應等等。Old School Journalism在證明意圖上是容易的。新聞學的ABC，在紅線飄移的年代，着迹地，明顯地，去顯示你是按這些準則報道新聞，是較容易說服明事理的法官，你並無任何宣傳煽惑的意圖，只是報道新聞。」
Old School Journalism
他提及記協會員證背後的「專業守則」正正是新聞從業員要實踐的清單，採取所有合理的步驟去核實新聞、給予被批評一方回應的機會並扼要陳述其觀點、報道行文客觀中肯，以及報道具時效性等等。他說這就是書本教的Responsible Journalism，現在是比任何時間都更為重要。
「如果某媒體以促進政治理念為目標，而他不區分主觀的意識形態理念和客觀的報道，把兩者混合，去campaign和advocate，在網媒是普遍的，我不作對錯的評論，但這類新聞承受的風險較高。因為問意圖時，較容易指控為propaganda，去宣傳去煽動，較難說服法官，哪怕是一個明事理的法官。」
頒獎禮的嘉賓、中大社會科學院前院長李少南提問，新聞自由、出版自由，是受到《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權利，能否成為抗辯理由？劉進圖先生的回答是：「去年7月1日之前，我覺得答案是可能性較大。明年這個時候（已有判決），我希望我的答案是可以，但今日我誠實回答你，我覺得不可以。」李少南教授緊張地追問為什麼？有蘋果記者大聲叫：「你不如去問戴耀廷？」（她在說笑，很有生存意志。）
新聞自由是否抗辯理由？
劉進圖先生認為，根據《禁蒙面法》案例，終審法院的終極裁決是裁定《緊急法》合憲，其附屬法例《禁蒙面法》，禁止在合法和非法遊行集會蒙面，亦屬合憲。他說：「終院認為法令出台時，是2019年動盪的社會背景，哪怕是盡一些，苛刻一些，限制嚴厲一些，我們法院都認可的。由於終審法院做了這樣的取態，你可以想像，其他和社運有關的禁令上到終院，都會照辦煮碗，affirm（確立）的機會，我今日看，是遠遠大於按基本法、人權法、公眾利益來override（推翻）的可能性。」
他說加上國安法的條文最終的解釋權不在香港法院：「哪怕是終院，不擁有最終的解釋權，人大常委只要下一個簡單決議，香港法院無任何選擇，只能跟從，只能跟從。」
劉進圖先生總結時說，他只能說到這裏，做足新聞學的ABC不代表不被檢控，只能減低但不能消除法律風險，因為可能控方根本並不認為此為關鍵，或者案件遇上不明事理的法官，甚至警方用來檢控的是技術條文，例如查車牌，提供虛假資料。而他說很多限制言論自由的法例，正排山倒海而來，公務員宣誓、查冊的收緊、禁起底法、假新聞法，接踵而來，新聞工作者面對惡化的工作環境，「環境真係幾惡劣」。
原來我們面對的不是轟炸機，是轟炸機群，但要生存，便要有意志。劉進圖先生亦再次提醒了我，記者不是評論員，不是倡議者，時勢動盪更要冷靜客觀專業，而即使「專業」在法庭上保護不到記者，但在歷史上，我們仍頂天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