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筆者每次跟學生介紹以色列裔美國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時必用這開場白：「康納曼在2002年拿了諾貝爾獎，你猜他獲得哪領域的獎？」當然有不識事的說是心理學獎，但更多是猜和平獎。當公布答案是經濟學獎時，大家會問經濟學跟心理學有什麼關係，探知的心就打開了。
康納曼從未自稱為經濟學家，但他的心理學研究卻改變了我們把人視作理性的假定，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使用他的發現，推動了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的發展。
康納曼在上周（3月27日）逝世，享年90歲。在這人工智能時代，人到底如何思考，跟人工智能有什麼差異，誰更優勝？這些問題必定更加尖銳，更加迫切地需要解答。相信人們還是會拿着康納曼的著作閱讀和參考。何况，康納曼寫的可以成為暢銷書！
康納曼的人生
康納曼的父母是立陶宛猶太人，在1920年代初移民到法國，父親是一家大型化工廠的研究主管，生活過得不錯，但在德國1940年入侵法國後而改變。康納曼1934年出生於特拉維夫，即現在的以色列，當時仍是由英國託管之地。不過，康納曼的母親只是去特拉維夫探訪親友時誕下康納曼，他早年大部分時間其實在法國度過。他的父親於1944年去世，他們一家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移居到巴勒斯坦。
康納曼為什麼會成為心理學家？這當然無法以簡單的言語解釋。但康納曼提過他跟許多猶太人一樣，關注人和語言，多於花鳥蟲魚的自然世界。他沉醉於人的複雜性，沒有好人是全好，也沒有壞人是全壞，對此他曾有親身經歷。在1941年末或1942年初，猶太人須戴上大衛之星，並遵守下午6時的宵禁。少年人和朋友去玩，結果玩晚了，回家時竟遇到一名德國士兵。當時康納曼的毛衣有大衛之星，他便將毛衣反穿。士兵叫他過去，激動地用德語對他說話，還打開錢包，向他展示一張男孩的照片，並給了他一些錢。
若我們假定人是理性或不理性，又或者是善良和邪惡，我們的行為恐怕很容易被預計。但正如康納曼在他的著作《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提到人的許多決定其實受外在環境影響，比如天氣好或壞，是否快吃午飯，都會令我們的決定大不相同。
移居巴勒斯坦後，康納曼在17歲時到軍隊服役，他在那時候就決定要成為心理學家。他也關注人生意義的問題，但心理學家和哲學家的分別，在於前者會找出為何人們會相信某信念，而後者則更關心那信念是否真確。
他用了兩年時間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獲得第一個學位，主修心理學。畢業後，他進入以色列國防軍的心理學部門工作，負責評估預備進入軍官訓練班申請者的心理素質是否符合要求。1958年前往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1965年，他發現人們背誦不同數字時，瞳孔會擴張或收縮，該研究成果發表在Science雜誌上。
不能不說的，還有康納曼跟另一位心理學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合作。康納曼以「享受」來形容他們的合作關係，他們合作寫論文時總能找到樂趣，充滿笑聲。康納曼說即使他只是表達一個半成形的想法，阿莫斯也能理解它，甚至比他更清楚該看法。但彼此也是嚴格的評審者，所有愚笨的看法都會被摒棄。康納曼拿下諾貝爾獎，但他認為這應與已過世的特沃斯基共享。不過，著名作家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卻在《橡皮擦計劃》（The Undoing Project）一書中寫下了兩名天才如何由合作到疏遠的過程。
康納曼的著作
非心理學專業的讀者，未必會找康納曼的論文來看。但康納曼卻能將自己的研究轉化成受惠大眾的普及作品。2011年出版的《快思慢想》是當代經典。全書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區分了兩個系統（Two Systems），第二部分談捷思法和偏見(Heuristic and Biases)，第三部分討論過分自信（overconfidence），第四部分說選擇（choices），第五部分討論兩個自我（two selves）。記得第一次看這本書時，深感震撼。也許讀哲學的筆者太沉迷理性，看到這樣闡述我們不怎麼理性的思考運作，而且有條理和有實證地講出來，實在是思維框架的大轉換。
康納曼的核心看法，是我們的思維往往受心理偏誤影響。我們傾向依賴不那麼花力氣的系統一（System 1），但系統一往往忽略可能性（probability），而只看是否相似（similar）。系統二（System 2）更依賴邏輯，較為緩慢且需要更多努力，會更注意到統計學上的機率。
比如我們已知道陳先生聰明但沒有想像力，讀書時數學成績好但人文學科弱。你認為以下哪句較合理（make sense）？
(1)陳先生是一個以爵士樂為興趣的人。
(2)陳先生是一個會計並以爵士樂為興趣的人。
系統一會選（2），因為我們會把沒想像力跟某些行業聯繫，但其實(1)的機率高得多了。
系統一喜捨難取易，它會將複雜的問題替換成簡單的問題。比如「我相信氣候變化嗎？」會被「我相信這個說有全球暖化的人嗎？」取代。
我們學習對的思考，難道不應該先知道我們其實習慣怎樣思考嗎？
2021年出版的新書《噪音》（Noise），台灣譯為《雜訊：人類判斷的缺陷》。這本書與策略思考研究者奧利維．席波尼（Oliver Sibony）、《推出你的影響力》（Nudge）作者及法律學者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合著。引言中，作者介紹了兩種錯誤。第一種因偏見（bias）而起，第二種因噪音（noise）而起。前者是一種系統性的錯誤，如果一支槍隊的子彈都射向左邊，未能命中，就可能是槍有問題；但如果是噪音，則可能是隨機因素，我們不容易找出原因，但卻始終出現我們不想要的差異，我們想要的當然是大家都命中紅心！
日常生活中的噪音
關注偏見的人多，關注噪音的人少。但日常生活我們有很多噪音擾亂準確性的例子。比如難民尋求庇護，可說是性命攸關，但有些審批庇護權的負責人只會批出5%，有些則批出88%，當事人的命運如何，可說相當靠「撞手神」。法官判案，有類似情况；老師改卷也一樣。
作者提供了很多建議，改善噪音問題。若我們想減少錯誤，應該在團隊裏安排人唱反調，或者做偏見觀察員。不過這個角色必定會很討人厭，未必可行。要做到作者稱之為去偏見（debiasing）和決定衛生（decision hygiene）的目的，其實最好就是如洗手那樣成為既定程序，洗手時我們不會針對什麼細菌，但我們都知道這一既定程序對我們衛生有幫助。若有一清單幫我們像運行程序般檢視我們的偏見，相信會更易為人接受。
然而給予人類改善的時間不多。康納曼也曾指出人工智能會比我們作出更好的判斷。心理學暴露了人的「混亂的思考模式」後，我們該如何自處？我們是否還像鴕鳥一樣，盲信自己能作出最理性、沒有偏見的決定？此時此刻翻看康納曼的書，或會令我們謙卑，從而尋找應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