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法國作家穆杭（Paul Morand）曾對比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在創作手法上的差別，他說：
我們可以把所有東西都放入一篇短篇小說中，甚至是最深層次的失望也可以，但失望的哲學就不可以。人物被勾勒、被凍結在他們的性格裏；他們沒有時間像在當代長篇小說那樣，生病然後死去。短篇小說的展開是熱烈的，長篇小說則是要冷淡地慢慢推進。
短篇小說講求速度感，長篇小說則要冷淡地慢慢推進，失望之下要有一層失望的哲學，人物還要在故事中經歷生老病死。要完成這些要求，寫成一部長篇小說，需要花費多少時間呢？
「全心全意地寫的話，《失語》我用了一年，第二本長篇就寫了四年。」《失語》作者劉綺華說。
劉綺華，2016年獲得「中文文學創作獎」小說組冠軍，著有短篇小說〈艇〉、〈城門河〉、〈謝心言〉、〈黃之漢〉等，而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失語》推出至今已五年，現時已售出英、美、日三國版權。美國版的《失語》（Tongueless）今年獲選入國際三八婦女節閱讀書單（2024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reading list）。3月份，綺華去了台灣文學基地做駐村作家。
語言的政治
《失語》是一本關於語言的政治與權力的作品。韓麗珠的書評說：「（小說）以新入職的中文科教師慧在學校自殺的事件為中軸，折射出在一所學校裏、在中文組老師和校長之間、在老師和學生的互動之中，人如何在自己也未覺察之前，已丟棄了自己的母語（廣東話），在不自覺的情况下，也一併捨棄了那套語言系統所賦與的自我價值、文化和尊嚴。」這個按語，令人聯想起後殖民論述思想家法農（Frantz Fanon）的《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法農在此書中指出，「黑人的心靈，其實更是由白人建構的」。因為殖民處境下，被佔領地區的經濟制度、文化體制、社會資源分配等，都是由白人為首的殖民者所支配，後者從政治和精神層面對所屬國施加霸權式的控制，不斷破壞所屬國的本土社會關係。《黑皮膚，白面具》說，如此處境下，黑人內心有一種無法排解的自卑情結，認為白人才是進化的文明人，白人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黑人在靈魂深處渴望將自己提升到白人的位階，一心求取白人的認可，以證明自身的存在價值。因為，詮釋價值的權利只掌握在白人手中。這種心理，即使是在殖民結束，即解殖之後，仍然存在，因為某些文化編碼及機制仍然以殖民時期的方式運作着。
劉綺華說她創作《失語》時的確曾參考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語言的政治和香港人身分問題是我創作時最想表達的議題。寫作時，我還透過人物的對話和日常生活的片段提及其他小議題，如化妝品、名牌、樓市、劏房等。不過有些小議題也是被設計成與語言政治這個大議題相關的，例如化妝品和名牌。香港人很沒有自信，所以我設計了故事中的人物喜歡名牌，以名牌去裝飾自己。」
其實不止是化妝品和名牌，故事其中一位主角慧因為要準備普通話基準試，將拼音貼紙貼滿整個座位，也刻意在辦公室裏跟所有人講普通話，以求製造一個普通話語境。除了普通話外，兩位主角工作的那間中學的前校長，一名英國人，曾以嘲諷的語調說：
Well, I never bother with the English level of Hong Kong students. They can never be good, no matter how hard they try.
Hong Kongers always think that their English is up to standard. hahha...Lawyers, doctors, teachers...But as you can see, they only use the language. They never own it.
香港人，they only use the language, they never own it。去到小說第二部分，另一位主角伶最後去了整容，希望令自己變成福相，以此保住自己的工作。
無論是北京音的普通話、倫敦音的英文、化妝品、名牌、面相等，都與綺華在訪問中提及的「漂白」相關，即法農《黑皮膚，白面具》中說黑人用來令自己變成「白人」的手段。「漂白」，令自己符合某些宰制下認為「有用」的價值，而人物在使用這些「漂白」工具時，他們也工具化着自己。不過故事主角伶就不會問工具化與否的問題，她反而會說：「其實use有什麼問題？難道事事都要own嗎？……人生在世，誰不在use？」
翻譯的政治
《失語》的故事是講語言的政治，小說之外，《失語》被翻譯成英文和出版台灣版這件事，也是一種微妙的語言政治，它甚至帶出香港的粵語文學走向世界的議題。
劉綺華提及小說被翻譯成英文和在台灣出版的緣起：「一開始，Jennifer看了謝曉虹的書評，對我的小說感興趣，說想翻譯這本書，但她看不明白裏面的粵語。我就將書中粵語對話改成更接近書面語狀態，也弄了一些註釋。同一時間，我也接觸台灣的出版社，我將修改版的《失語》寄給台灣的出版社，台灣那邊的編輯說看得明白，但有些字詞還是要查字典，只能看懂故事的大概。」
《失語》的對話基本上用粵語去寫，筆者對比港版和台版的對話後，台版的確是書面語很多，不過仍維持半文半白的狀態，例如：
「你哋覺得點先係香港人？」伶借題發揮。
「至少喺香港出世。」Miss So說。
「咁喺大陸出世，但後來移民香港，算唔算香港人？」Miss Au反駁。
（港版《失語》片段）
「你們覺得怎樣才算係香港人？」伶借題發揮。
「至少在香港出世。」Miss So說。
「在大陸出世，但後來移民香港，算唔算是香港人？」Miss Au反駁。
（台版《失語》片段）
如果台版的《失語》仍然維持半文半白的語言狀態，那英文的翻譯呢？香港著名作家黃碧雲早年一個訪問曾提及「英語的權力太大了，不得不騎劫她」。騎劫的意思是英文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的form，它也是弱勢文化在世界建立自己的聲音的工具：「在英語地方出版，有更多讀者，而且有屬於我們的聲音。」因為英文除了是世界上最流通的語言外，它還是輔助帝國行使命令的強大力量，所以將作品翻譯成英文，是一種借力使力的後殖民寫作策略，即是所謂的對英文的「騎劫」。
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把小說內所有粵語對話變成更接近現代漢語形式的語言狀態呢？那樣就可以讓華文地區的讀者讀得更流暢，也讓英文譯者譯得更暢順呀。然而，就如黃碧雲提醒弱勢文化的書寫者要留意自身的寫作位置那樣，劉綺華也認為她當然想自己的作品走得更遠，「但這本書說的就是語言的政治和權力，故事裏講粵語的人好像低人一等，自己的母語好像變成附屬語言似的。如果對話裏連一點點粵語的影子都沒有，那就真的是『失語』了」。
《失語》的譯者Jennifer Feeley（費正華）是香港文學英文譯者，她曾翻譯西西的《哀悼乳房》、《不是文字》和《動物嘉年華》等作品，她是如何翻譯的呢？參看《失語》的英譯本，可看出其中一種策略是以類似發音的英文詞語還原主角慧練習普通話時，那種半鹹半淡的港普的語言狀態。例如慧聽到伶與同事談起整形手術時說：
「你要做雕—線嗎？」
「我剛才找到很多資——尿，說雕線會讓眼睛闔不上……我傳給你看。」
而Jennifer Feeley的翻譯就是：
"You want to do dabble-dabble-double eyelid surgery?"
"I just found a lot of infarmation about how people who get dabble eyelid surgery can't close their eyes. I'll send it to you."
雕線是指整雙眼皮的吊線手術，英文翻譯用dabble-dabble-double三個字斜體去模仿慧說普通話時說話不流利，聲調發錯了的情况。另一句斜體的infarmation也是類似，模仿慧說「資─尿」時說錯聲調的情况。
大家都想出版，參與其中的人，包括作者、譯者、編輯，都想這本書走得更遠，但這個心願之下，彼此還是盡力保存那一點點作者自身母語的聲音，即使是換了出版地，即使是換了另一種語言。
其實這種兩難處境，不是劉綺華獨有。訪問中我們談起香港戲劇界也有類似的情况。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成形的香港本土戲劇多用了粵語寫作，八十年代之後，用粵語寫作更成為劇作家樹立本土特色的自覺要求。陳鈞潤、潘惠森、莫唏（吳家禧）、陳炳釗、陳志樺、張達明等，其作品多用粵語寫作。部分作者不僅僅是用粵語寫作，還會利用粵語的聲音特色去製造戲劇性，嘗試拉闊粵語在劇場的美學功能。然而，九十年代末也已有戲劇評論者指出，這樣會令香港戲劇難以走出香港。因為即使是香港的觀眾也未必習慣看粵語劇本，更何况其他地區的觀眾呢。而香港當代戲劇的代表作家潘惠森在台灣出版他的「昆蟲系列」劇作時，就採用了另一種折衷方法。就是劇本排版上同一頁上半部分是粵語原劇本，下半部分是台灣國語翻譯。由此可見，香港一些作家既要思考粵語如何創造出別出心裁的文學效果，也要思考粵語文學如何可以走得更遠，甚至走向世界的問題，而他們唯有各出其謀，各有折衷和考量。
「台灣有讀者覺得為什麼不全部轉成白話文，而香港又有讀者在讀墨電子書上看了台版《失語》後，說那些粵語不夠港式，哈哈哈……」綺華訪問時笑道。她當時的神情就像是社交媒體上那個笑着哭的emoji。
挫敗的長篇歷程
寫長篇小說可能是一個打大魔王的故事，如果將《失語》的歷程比喻成這樣一個故事，那歷程的裏裏外外都是挫敗。
《失語》的故事中，兩位主角是挫敗的人，慧甚至自殺了。創作《失語》時，綺華還是長篇小說新手村村民，她一開始先寫了前半部分，即慧與伶的部分，想到了情節就很high地爆寫，沒有一個深層的意念，基本上由情節去推動寫作。寫完第一部分後，她知道情節是要發展下去，但她只有阿伶是阿慧的複製這個簡單意念。寫完整篇小說後，她讓朋友幫忙看，朋友說不知道她想表達什麼。之後，綺華多次修改，才形成今天出版的《失語》的形態。而在整個寫作過程中，她梳理出自己想要達至的一種長篇小說的形態：
「首先小說故事要好看，同時要有意念，故事與意念之間要平衡，故事的部件與部件之間也要平衡和互相呼應，所以一開始要小心埋下伏線，人物內心和性格要有發展，某些部分可以多發放一些讓人思考的信息。整體上，小說要有長篇的架構。」
在第一部和構思第二部長篇小說之間的五年時間內，綺華找到自己想寫的長篇形態，也發現自己的不足，例如不懂得運用意象，意念的層次也較為單薄等。問起她喜歡哪些長篇小說作家，她說：
「我沒有特定的非常欣賞的長篇小說作家，不過我很喜歡那種能夠用第一人稱敘事者來維持同一個tone的小說，例如石黑一雄的《長夜將盡》就是一個舊時代管家的tone，近來看的阿來的《塵埃落定》也是由頭到尾都由一個傻子的tone去推動敘述。短篇小說較易控制，但長篇小說那麼長，不小心就會有作者的聲音出來。」
這些想法是綺華以「後來者」的角度，回顧自己學習寫長篇小說的心得，但當年寫《失語》時不是如此自如的。而且，《失語》2019年出版時，她從朋友口中得知三中商的聯合物流網第一年只賣得十本，其中三本還是補習家長買來支持她的。她聽到這個消息時真的哭了出來。2019年的香港發生什麼事呢？發生了很多、很多事。綺華說可能是小說的題材與當時的社會議題不太配合，因為小說寫的是香港人為了利益而漂白自己，而2019年的香港人在社會運動裏自覺覺醒了，他們需要的不是單純地討論什麼是香港人、普教中等議題，而是更進一步的。
然而，作品的生命有時比作家想像的還要長。由2019年出版，聯合物流網只賣出十本，到現在，《失語》出了台版，賣出了英、美、日三國版權。這一路以來，有的是勇者和貴人。謝曉虹幫她寫書評、陳浩基幫她搭線台灣出版、Jennifer Feeley主動接觸她幫她翻譯部分片段去找外國出版社代理人，還有其他、其他人。
這條打大魔王的路綺華還在途中，還未走完，而她已寫好第二部長篇小說的初稿，準備去打第二個大魔王了。
小結：
為人物/為人生設定一個難題
綺華寫長篇小說時，會首先為人物設定一個難題，例如《失語》就是慧要準備普通話基準試，後來自殺了，而她第二部長篇小說就是主角要尋求父親的認同。如果寫長篇小說花費的時間那麼多，也不及短篇小說那樣容易累積名氣，為什麼還要寫長篇呢？
「長篇小說更需要技巧，更需要沉靜、紀律，不要浮躁，是一種人生的修行。我是一個很慢的人，在長篇小說裏我可以慢慢寫，慢慢砌，慢慢改，改到好為止，改到將自己的意念表達到為止。」
原來，長篇小說是一種慢的修行，所以綺華就為自己的人生設定了如此一個難題。
（感謝：《失語》英文譯者Jennifer Feeley（費正華）借出她的譯稿；序言書室借出拍攝及訪問場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