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說謊有兩種:為了開脫而說謊、為了被愛而說謊。」作家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在自己的首部小說《我談的那場戀愛》(Essays In Love)中如此寫道。何妙祺借鑑書名而拍攝的同名電影中,想來兩種謊言都有。
戀愛是騙局 「開心的欺騙」如電影
中年喪夫的婦科醫生余笑琴(吳君如飾)生活優渥。為打發寂寞,她在交友平台假扮「25歲的小護士」,邂逅法國石油工程師。在日復一日的「早安」、「晚安」中,她逐漸卸下防備,坦露真心,與對方墮入愛河;卻未曾想,屏幕對面的那人,正說着更大的謊——代號「少年」的李偉祖(張天賦飾),加入詐騙集團,扮演法國石油工程師,與余笑琴戀愛,其實是為騙取錢財。
戀愛是騙局,騙局也似戀愛。在互相陪伴中,「少年」由青澀變得成熟,亦在欺騙中收穫感動,學識關懷;余笑琴也感受到溫暖,反思與去世丈夫的關係,對外界的態度逐漸溫和。片中一幕,獨居的余笑琴在浴室中跌倒,「少年」無家可歸,兩人撥通電話,在沉默中聆聽對方的心跳。比起騙子與受害者,更像是兩顆孤獨的心靈互相陪伴,依偎取暖。
「一個騙子、一個被騙的人、一段微妙的關係。到最後,他們竟然會定義這段關係是『我談的那場戀愛』。」導演何妙祺說,相比其他騙案,情騙案尤為特別:「只有在情騙案中,受害者是曾經開心過的,這些開心是真實存在的。」何妙祺續言,這種「開心的欺騙」,與觀眾入場看電影有着相似之處:「電影所有東西都是假的,我們一班人在這裏作假,但其中的感情是真的。只要你內心有觸動、有開心,這些內在的感覺不假。」
「花錢買情緒價值」 折射中女情感困境
透過電影,觀眾與余笑琴一起,墮入精心編製的幻夢。身兼編劇的何妙祺在創作時,有意將被騙的女主角放置在「窮到只剩下錢」的階層,希望可以令觀眾放下「對受害者的擔憂」,全情投入女主角的戀愛中。問及原因,何妙祺說:「這幾年來,世界太多苦難。我希望觀眾在入場的114分鐘裏,可以產生對電影中世界的嚮往。就算走出戲院,回到不開心的世界,都可以感覺『其實個世界都仲有啲希望』。」編劇陳慶嘉補充,帶給觀眾快樂與希望,是電影的重要功能。因此,儘管近年喜劇電影並不賣座,他仍專注創作喜劇,「能夠讓大家在戲院笑一笑,是一種功德」。
影片中,詐騙集團分工明晰,觀眾都歎為觀止;影片外,遭遇網絡情騙的新聞亦屢見不鮮。為何情騙案如此常見?陳慶嘉分享自己在資料蒐集階段了解的一則故事:女子被騙走幾千萬,但在朋友提醒時表示,「我知,但我真的好寂寞,如果可以維持這段關係,我願意給出一半身家」。片中,女主角余笑琴亦是如此。儘管中途有懷疑、有憤怒,但最終仍是毫無保留,獻上金錢與愛意。
在陳慶嘉看來,這種「花錢買情緒價值」的行為背後,折射出中年女性的情感困境:「許多中年女性都感到孤獨、想要追求愛情。她們可能離異,也可能沒結婚,女性主義的發展下,她們有經濟能力,卻不一定想要長久的關係。」然而,她們的情感需求常被社會忽略,影視作品中難見她們的身影。何妙祺希望通過電影,看見她們的身影,「我是『中女』,我都想拍一個『中女』故事,我想在作品中投入更多自己」。
影業困境下轉做導演 有限資金尋多樣可能
《我談的那場戀愛》創作於2018年,在2020年獲得電影發展局「第6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專業組)800萬資金資助。何妙祺回憶,當時(2018年)市面上電影以合拍片為主,「冇人願意投資一啲中小型的愛情喜劇」,作為編劇的她面臨「劇本賣不出、好幾年冇工開」的情况。有次見到搗破詐騙集團的新聞影片,片中詐騙集團桌上有「劇本」,何妙祺與朋友講笑:「再開唔到工,我哋都要去寫呢啲(詐騙劇本)。」見到「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她意識到機會難得,於是轉做導演,「繼續拍想拍嘅嘢」。
儘管第6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專業組資助由550萬增至800萬,但對於長片而言,仍然「冇錢浪費」。何妙祺說,所幸有美術組「執垃圾、借道具、攞私貨」,片中「詐騙集團」的豐富場景才得以砌成。影片中段,余笑琴與「少年」共同去到日本札幌,余笑琴得以解開丈夫去世的心結;影片末段,詐騙集團被搗破一年後,余笑琴與「少年」再度在札幌相遇。記者不禁好奇,有限資金下,如何去到日本拍攝?
何妙祺分享,為宣傳城市,日本有不少機構為各國電影工作者提供幫助,如是次協助拍攝的「札幌電影委員會」,「在當地製作費會有資金資助;許多公營機構、政府地方都不收錢;當地居民亦好溫暖,會登記做免費臨時演員」。視線拉回香港,何妙祺感慨,資金不足、市場萎縮,使本地愛情片的空間被不斷壓縮,「市面上流行都是韓國(愛情)片;香港則投資警匪片」,「但呢個世界上邊個人唔需要睇愛情片?係市場冇畀人選擇啫」。陳慶嘉補充,「其實香港電影市場好窄。市場已經這麼窄,如果我們仍然只拍年輕人、只拍同一種題材,只會令市場愈來愈窄。行業不景氣的情况下,不如把市場撐闊些,讓年輕人到老年人,走入戲院,都可以產生共鳴」。
《我談的那場戀愛》
現正上映
預告片:bit.ly/4ejpq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