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去年在紐約住校，中間專程去一趟愛荷華，三月的季節，中西部地區尚在冬天漫長的拖尾中，風從愛荷華河面吹來，十分料峭。可是，眼前的圖畫卻亮麗得很，總是下午三四時光景，五月花公寓的視窗看出去，一艘划艇穿過逆光，搖槳的少年們的剪影鍍着一道金邊，那就是我的愛荷華的景象，永遠不曾消失。對岸是起伏的草地、樹林，延伸過去，是一望無際的玉米田。天是沒有邊際的廣大，一直連到地平線。再遠去，就看到了密西西比河，岸邊的植被將河水映成黃綠，豐饒極了。從愛荷華去到芝加哥、紐約、三藩市，方才知道我們來自鄉下，是鄉下人，我卻慶幸自己第一次去到美國，就到美國的腹地，那裏有一些更為本質性的生活，最典型的元素隨進步潮流歸集到某個中心漩渦，留下它們，在滯後的不變的表面底下，其實隱藏着起源和歸宿。
自一九八三年初次到愛荷華，二○○一年去過一次，小城的中心有了步行街，略略擴大了一些，說是不變，還是有變，只是比較大世界的腳步，緩慢得多，就像時間的餘數，多少千年方才積累一點點差異。然後就是二○一六年再回去，學校在擴展，河邊起了一座音樂廳，曾經有一次河水氾濫，沖塌河岸，多少改變了地形地貌，於是，埋葬舊建築，誕生新建築；那時候我們常去購物的超市沒有了，代之以一家汽車修理舖；市中心繼續向四周蔓延，餐館、書店、咖啡館，時尚的因素浸潤進來，它不顯得落後，反而顯得前衛，顯然，原生的力氣還足夠它生長和進化；夜晚有了城市之光，汽車悄無聲息地在路燈下流淌，四野裏的靜謐更為廣大地覆蓋了街市。這是變化中的大不變。
經過低沉時期，又在蓬勃向前
五月花公寓還在，向前幾步，岔出一條坡路，經陡峭的轉彎，就看見那一幢二層的紅色木頭房子，依然是華苓迎面的笑靨和擁抱，走進去，樓梯旁的牆面上，主人收藏的各色面具還在，穿過客廳，就是露台，恍惚間，親朋滿座，一個彩色大氣球，從屋頂飄過去，吊籃裏的人招着手。這就是愛荷華的第一面，天真的得意的新大陸的表情。「國際寫作計劃」也還在，而且有了獨立的一幢小樓，而原先，只是行政樓裏的一間辦公室。「計劃」經歷過低沉的時期，又在蓬勃向前，每年都有各地的作家來到。世界在向全球化趨進，地區差異在縮小，尤其是我們，中國大陸。一九八三年，來自任何國度的作家，牙買加、尼日利亞、土耳其、墨西哥、巴勒斯坦、印度、印尼、菲律賓、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都比我們有見識，都比我們沉着自如——他們比我們先期進入全球化，這命運裏面，幸和不幸的成分都有。而我，第一次出國，第一次擁有護照，第一次搭乘國際航線，第一次在超級市場購物，第一次走進麥當勞、肯德基、比薩——在我們的翻譯小說裏，叫做意大利脆餅，第一次使用支票，第一次實地接觸現代舞，第一次看電影007，第一次聽貓王……現代性在愛荷華這世界一隅裏全面上演，撲面而來，真有些擋不住。可是，另一種更加生動和具體的人和事合攏過來，覆蓋在視野之上，那就是正進行在「國際寫作計劃」裏的生活。作家們，從某種程度說，作家就像一個先知，預先感知危險將要來臨，所以，就又都是憂鬱的，同時呢，又都暗抱期望，期望事情向着應該的方向轉變。似乎並沒有刻意為之，相反，在這暫時離開本土的日子裏，大家都有着對酒當歌及時行樂的心情，我們在走廊上跳舞，音樂震天響；我們到郊野燒烤，打排球；我們去農舍吃玉米，喝農家釀的甜酒；我們驅車往芝加哥，一晚接一晚聆聽藍調，可是呢，憂愁才下眉梢，又上心頭。作家就是這樣一種人類，作家聚在一處，是快樂加快樂，憂愁加憂愁，「寫作計劃」就是這樣，將這種特殊的人類圈起來，樂個夠，又愁個夠。
每到秋天，各地作家們就來了
愛荷華的茵茵綠草上的鞦韆架，木頭桌椅，河邊垂釣的漁人，到了秋天，綠變紅，黃變金，地平線變成青黛色，學生們忙着學期考試，旅人開始思鄉，遷徙的候鳥，一字形或者人字形，這就見出天的高和遠，還有虛空。玉米地收割完畢，顆粒歸倉，二○○一年十月來到這裏，農莊的圍欄上寫着：上帝保佑美國！新大陸的歷史又開闢一個篇章，世界在動盪，即便是愛荷華，也在受波及。可是，華苓家的露台上，時不時的，聚着清談的人，談着詩和小說，還有八卦的人和事，聽起來風馬牛不相及，可是，這裏和那裏，有一股潛流，努力向既定的軌跡靠近，那是日常的生活。就好比紐約百老匯的劇場裏，歌劇院的魅影向觀眾們說：我們要好好的活着！在這樣的特殊時刻裏，生活就成為宣言。愛荷華也沒有落伍，愛荷華從來沒曾落伍，一種一收的玉米地，花開花謝的灌木叢，時漲時落的河水，還有「國際寫作計劃」，每到秋天，作家們就來了，帶着行囊和寫作中的草稿本，自己的語言和家鄉的小吃，聶華苓後院裏的鹿群也來了，看上去還是上年的一群，事實上已經換了代。
去年，二○一六年，又來到愛荷華，華苓帶我去橡樹墓園掃墓，墓碑下面躺着的人，是「國際寫作計劃」的創始人，是小樓壁上面具的收藏者，是給後院的鹿群餵食的人。後來我才知道，那一年，我隨母親茹志鵑來到愛荷華，地底下的人說，這孩子很年輕，我們要讓她多看，多看看世界。這個人，就是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我忘不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