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編按：韓麗珠為香港作家，十四歲開始於報刊發表作品，一九九八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輸水管森林》，其後著作不斷，亦屢獲文學獎項，近年數部作品更被改編為劇場作品，對文學跨界呈現與探索作出了重大嘗試。其作品別具風格，多透過怪異的視角觀看世界，所描述的既令人感到陌生，又叫人從中找到對世界的呼應。對這位備受關注的職業作家，本版與她做了一次較深入的訪問，並邀她提供可體驗其寫作風格的新作〈K的名字〉，豐富專題，以饗讀者。
問：在你的生命中，貓和文字都不可或缺，兩者有什麼連繫、交集、碰撞？
韓麗珠（以下簡稱「韓」）：我一直以為貓是很高竇，但領養的第一隻貓灰灰是幼貓，牠很親我，連我進入房間換衣服牠也會在撒嬌和慘叫，完全和我理念中所認識的貓不同，最初覺得有點煩，後來發展成很喜歡牠、不捨得牠，牠患上了貓腹膜炎很快便離開了。有人說第一隻寵物過世後，會因難過而不再養，但我剛好相反，因為灰灰的離去在我心中留下一道空隙，既然我已經懂得照顧牠們，便去領養一些被遺棄的貓，牠們便不會這麼可憐，我也不會這麼慘，所以領養了一對。其中一隻是藍莓，灰色很胖的那隻，牠像朋友一樣會陪我寫作，是很大的紙鎮。牠們是一些很安靜的存在，表面上冷漠，其實很深情。後來我搬了出來，沒有和藍莓生活，知道牠一直耿耿於懷。
現在養的白果只有一隻眼睛，本是衙前圍村的街貓，後來政府重建把村封了，義工擔心村裏的貓會餓死便救了出來。香港是整潔的城市，不太歡迎流浪貓狗，沒有很多地方會善待牠們。我回想起一些處境，社會是為人類而設的，灰灰患上貓腹膜炎，我不介意花很多錢去醫治，但根本沒有一種藥是治療這種貓才有的病，因為沒有人會花錢做醫學研究，研究貓的絕症。動物在社會是弱勢的存在，寵物和街貓只是處於不同程度的弱勢，當時我是和灰灰都感受到作為弱勢的無奈，即使有錢，也無法扭轉牠生存的狀態。養貓之後我便有這樣的思考和對弱勢的關注。貓會被寵愛，街市的雞、豬不會被寵愛，曱甴也不會被寵愛，但我知道牠們有自己的靈魂。寫作是和萬物的連結，養貓令我與另一種生物連結，做了很深的聯繫。
問：沙士後你辭去了全職，一邊做兼職、一邊寫作，那時候的生活是怎樣的？當中的過程會否給予自己很大壓力？
韓：我記得當年做了四五年記者和編輯，到了二○○三年，當時香港很荒涼，每日有很多人過世。我的工作忙、工時長，雖然報道很多跟社會相關的事，其實是抽離的，因為這些工作必須在齒輪上運作。在沙士之後，便辭去了工作寫我的第二本小說，這是一顆種子。比較幸運的是我得了台灣的聯合文學獎，之後朋友建議我去教寫作班，直到現在。
這段生活的主題是「如何誠實地做自己」，這是多年來的一個主題。當時兼職的收入不多，還未找到教班的路向，對寫作的身份不太確定，如果跟別人說我是作家，他們便會猜想我在寫愛情小說或科幻小說。過程中我不斷問自己究竟是誰？為何要在乎他人的眼光？這都是因為不確定的定位。最初是迷惘的，沒有信心，有一年我立了一個願，要更加堅定地做自己。有的人一生出來就是要做音樂，有的人就是要做家庭主婦，做你擅長的事，不要去「扮」。我接受了我就是寫作的人，喜歡教班便去教班，感覺很實在，到了現在宇宙給我的供應，不論是金錢上或其他方面都是充足的。
問：你在大學教寫作班，當中有什麼側重點，是培養學生興趣還是傳授寫作技巧？
韓：最初不知道如何去教，我本身不習慣對着一群人說話，由二○○五年至二○○九年都是側重於技巧。二○○九年開始寫《縫身》，我很投入，有一段時間睡不着，一直想着小說，身體開始變差。到了寫《離心帶》時，長了很多濕疹和有點抑鬱，覺得自己的身體不太妥當，那時開始思考身體和寫作的關係，寫作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之前教班是有點茫然，知道要去做這件事情，卻捉不到教班和自己的關係。自身體出現狀況，我重新思考這問題，寫作給予我什麼東西呢？所以當時教班，便以一些活動或寫作練習去呈現或創造類似的思考和氛圍，自此也喜歡上教寫作班。
寫作，是無可避免會面對自己的黑暗面，就像榮格所說的「人的陰影」，如果寫作迴避了這東西，或寫作班迴避了自己是誰，便不太完整，所以我想了一個課程，名為「好好生活寫作坊」，當中會有呼吸練習、短時間冥想、身體伸展活動，有時會叫同學在家中煮一些食物帶回來，這些活動最終都是通往寫作。寫作不是很多技巧堆疊，或寫的時候才去想，而是生活中如何好好跟別人相處、如何好好地喝一杯水、吃一碗飯，都是一些很微小的細節。自此改變了寫作班的模式，後來不斷改良，變成中文大學本科的寫作訓練和現在的文藝創作，多年來慢慢演變，但都是圍繞「好好生活寫作坊」的核心——不斷探索自己和外界的關係。首先要探索自己和寫作的關係，然後是與身邊的人、與家庭的關係，再擴展到整個世界、社會，以及城市、土地的關係，這種連結十分重要。
問：《雙城辭典》是你與謝曉虹的共同創作，本是《字花》欄目一題兩寫，有着唱和的情懷，當時為何有這種形式的創作？
韓：我覺得那是和她的一種對話，如果我們不是好朋友，就不會有這種形式的創造。最初是兩人的對話，大家都會為了一些很傻的事情一起笑，例如談唇瘡，便笑了很久，然後我們因這些名詞想到了不同的故事，最初不是要寫小說，只是電郵上與對方開玩笑，但是一個人在放鬆時是最有創意的，我們在笑話中發現一些可以寫成小說的東西。她提議從一些名詞作題目，以說笑的方式輕鬆地寫一些小說，所以《雙城辭典》中有很多瘋狂的事，當然寫到最後是有點沉重。
問：當年受邀請到美國參與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這段經歷帶給你什麼回憶，對創作有什麼啟發？
韓：由聶華苓老師那個時代開始，每一年都會舉辦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最初只有七八個國家參與，那時計劃的時間較長，為期半年或一整年。他們說冬天的愛荷華像一個死寂的城市，天氣寒冷，路上找不到一個人。我去的時候是八月底，夏天將盡進入秋天，是最美的時節。寫作計劃只有三個半月，三十八位作家聚集一起，除了平時寫作外，每個禮拜都會舉辦活動，每個禮拜會輪流由幾個作家到圖書館分享一些特定的題目，例如翻譯及性別等。我們也要在大學講課，通常都會講述自己的國家的文學、寫作及文化。
去之前我沒有想過，語言的問題會令我有這麼多的思考。當時我的名牌和作家資料的表格上，在「地區」一欄不是寫香港，而是寫中國，名單上也一樣。我沒有跟大會講，明白他們不能區別兩者，可能他們覺得這個細小的地方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整個註冊的過程中我不斷在想，內心有很多掙扎，發覺這件美國人不以為然的事情，對我來說十分重要，重要程度比我想像的更加多。事情引起我對語言的思考，就是我寫的中文，跟台灣、大陸的中文有何不同呢？他們的口語是很接近書寫的語言，但我們口說廣東話，書寫的卻是書面語，語言的輸出不同，香港人的文字在質感上跟大陸、台灣有着細緻的差別。我們用作思考的語言並非由普通話主導，也不是單純用廣東話；而是不時受英文文法結構等多元因素影響。從口中、到內心、到手中，是一段很大的距離，我必須將腦中蘊含的混亂和不同的聲音語言翻譯成書面語，好像每一句句子都是一次重新創造，這是我在愛荷華時對文字的思考。
問：《輸水管森林》以香港舊式大廈為場景，有着明顯的象徵性。及後作品如《縫身》、《離心帶》等也有着強烈的本土性，像在挖掘香港內在的本質，你創作時是否懷着香港的情結和社會責任？
韓：作者寫出來的文字跟土地很相關，如米蘭昆德拉雖流亡在外，但寫的仍是捷克共產主義的時代，人與土地沒辦法完全分開。近幾年社會很動盪，很多朋友都覺得要離開，但我認為不可離開，就算離開也是短期，因為人和土地有着聯繫，即使走了自己也會不完整。二○○九年我開始使用「面書」，原因是我想知道不同的聲音，網路上有一些獨立媒體會報道主流媒體不會報道的事，我想收集不同聲音，然後思考作為一個作家，可以如何對待社會的狀況。
直到我寫《空臉》時，發生了很多事，包括反國教、雨傘運動，一直到最近議員被取消資格，我和身邊的朋友都會關心這土地，很想用語言去理解社會事件，我覺得很震盪，現在我們還未離開那種震盪，我們身處一個變化很快的城市，像一個滾動的球，而我們是球上的螞蟻，還未搞清楚是怎樣的狀況。文學小說，寫得很慢，讀得很慢，所以很適合一些沉澱。行動可以很快、叫一個口號可以很簡單，但這個行動、這個政策，或者一個口號的背後，其實要有大量的思考，這些思考是在文學當中。
（訪問及整理者為本版特約記者。）
■韓麗珠簡介
一九七八年生，香港城市大學翻譯及語言學系畢業，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著有《空臉》、《失去洞穴》、《離心帶》、《縫身》、《灰花》、《風箏家族》、《輸水管森林》、《寧靜的獸》及《Hard Copies》（合集）。曾獲香港書獎、二○○八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第二十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長篇小說《灰花》獲第三屆紅樓夢文學獎推薦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