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編按﹕
上周作者以民族主義為背景討論了《香港民族論》的局限，提出以「淺薄的文化社群主義」想像香港人的身分，今周他對「淺薄的文化社群主義」提供詳細釋義。
抽離人社會性 狠批自由主義的基礎
社群主義興起，乃始於一些西方政治理論學者對自由主義的批評。當中主要的論者包括Alasdair MacIntyre、Charles Taylor、Michael Walzer，和大家比較熟悉的Michael Sandel（就是公開講論「正義」的那位哈佛教授）。至於當中的行動派還有Amitai Etzioni（其實他們少有甚至不同意把自己歸類為社群主義者）。他們的論述並非一致，但對自由主義的批評，核心大致相若。簡單而言，他們認為自由主義以抽空的個體（unencumbered self）為論述基礎，繼而提出國家責任只在保障基本的個體自由和有限度的資源分配，並確保人人平等。比較出名的相信是羅爾斯（John Rawls）的「無知之幕」說。至於何謂common good，則不在考慮中。由此而生的國家，應該是中立的，不會偏頗任何群體。這基本原則也應該是普世的。
社群主義者批評此立場是完全脫離現實的。他們指出，人本來就是生在各種社群（community）之中，其價值取向、道德判斷等，必定和社群的歷史、文化扣連。社群中人不可能是在虛空中生活，一切（或起碼大部分）的人生意義都要在社群中方才能找到或實踐出來。因此以抽空個體作為理論基礎，本質上就與人類社會不相容。社群主義批評自由主義的主張不單只是不切實際，更是迴避common good的問題，因此無法對治人真實的處境和經驗。
今日歐美民族民粹主義大盛，同樣可以理解為對自由主義的不滿，以及對自由主義所引伸出來的自由派政治之反感。歐美的自由派從政者或許不能說是嚴謹的自由主義者，但他們或多或少都會倡導一些自由主義原則。例如強調普世價值、人人平等、多元文化等。但此等論述並未能確切體會民眾對文化衝突所帶來的實際感受。全球化、都市化、世俗化等打擊了村落、宗族、教會、鄰里等社群，並否定其意義，令人心靈流離失所而散漫無根。所謂「講普世保不住世代」，也是抒發了類近的不安。
本文不打算深入探討兩種主義的離離合合、權利與義務之爭等等。（例如Walzer其實認為不應推翻自由主義，但需要以社群主義為自由主義做「定期改正」，periodic correction）本文的要旨，乃在提倡以文化社群為基礎，應對當今香港所受來自北方的文化壓迫與殖民。
何謂社群？這是極難界定的，很多自由主義者也對此多所批評。我會提出以下定義：社群就是人與人之間生活互動繼而產生的關係網。人在社群中生活，自然產生文化與風氣，繼而產生群體以及個體的意義。
倡導社群，乃是要確認各種文化生活的價值，但同時要求文化社群內的人自我不斷叩問。因此是「批判地保衛」（critically defend）社群文化。為什麼要「批判地」呢？文化生活方式，有好有壞。而好壞的標準，有時會隨着時代變遷而轉變。例如紮腳，我們不可能說因為那是文化一部分而保衛之。接納轉變的可能，容許內部動態，就是「批判地」和「淺薄」的意義。
但同時也不應該落入文化虛無主義的窠臼，認為所有文化價值都是一樣，繼而認為某文化取代另一文化並無任何問題。例如粵語，為人類文明貢獻了色彩，也是我們大部分港人用以溝通、交際以及思考的語言，是身分認同的構成部分。如此，就要保衛的價值。社群也重視義務。生活在同一社群，就有責任共同參與社群的事，包括文化發展。社群是大家共同建立的，大家也從中得到資源，自然也需要大家共同維繫。
「民族」應容許社群中人的「多層忠誠」
社群主義如何當看待民族主義呢？大部分的社群主義者其實都不反對民族。因為民族確實可以理解為一個大社群，人能在其中找到意義與價值。對民族主義最大的批判，在於民族主義工程會以建立統一民族為名，破壞並鏟除本身存在的社群及其文化與生活方式，強硬消滅差異。例如中國為了推崇大中華民族主義，因而大力「推普」，消滅各種的非普通話中文與方言。日本高舉大和民族主義，故意貶低北海道和琉球的原住民，消除其歷史。
社群主義的其中一功能，就是抵抗以「民族大義」與「正統」為名的打壓，確立（即使在同一民族中）多重文化生活方式的合法合理地位。江昺崙（台灣社運人士）指出，「社群主義強調民族主義講究團結與供應『溫馨感』的優勢，但修正了民族主義壓抑弱勢群體的力量」，並且「設法讓各式社群都能發展自身的合作力量，讓巨型社群裏受到壓抑的小社群自行站出來爭奪詮釋權」。
民族主義煞車機制
民族是容許的，但必須承認人有Etzioni所謂的「多層忠誠」（layered loyalties），即一人可以同時屬於多個社群，並對所有所屬社群表示忠誠。例如一人可以同時視自己為美國人、加州人和三藩市人。三種的忠誠，都可以是真實而對自己有意義的。美國的民族大義不能消除、取代加州的文化生活。正如即使建立了香港民族，也不能否認在港客家人、元朗人、少數族裔、外傭等的正當地位。（而亦因此在政治上，社群主義者如Taylor等乃聯邦制的提倡者。）
社群主義因此可以視為民族主義的「煞車機制」。當民族主義過分熾熱並暴走時，社群主義能起來作為其絆腳石。
為「傘落社區」提供理論基礎
有時談論學理、講太多主義，終究離地。但我認為社群主義與當今不少有識有心之士正在做的工作，可以互相契合。
第一是凝造社區。雨傘佔領後，一些朋友提出要「傘落社區」、「深耕細作」，一些政治人也提出要多「做區」，不少地區組織應運而生。某些有比較強的政治意識，如東九龍社區關注組；也有些比較接近公民團體，如土家和沙田一隅。這些組織的共同之處，就是都以某一地域為基礎，強調希望令區內的人關注自己身邊的事，以及重新建立或帶出區內人與人之間的鄰里關係。「關係」正正就是社群的本質。而凝造社區，就是鞏固香港內的各社群。這些社群未必是政治進步的，但可以從新建立街坊守望相助的精神與習慣，抗拒新自由主義、官僚主義，以及威權主義三結合的地區政治，並抑制「社區福利主義」（即「蛇齋餅糉」），甚至可以嘗試與建制陣營的地區網絡抗衡。此外還有各式各樣的保育運動。從十年前保育天星、皇后碼頭，到近年保育皇都戲院、保衛粵語運動、反對普教中、書寫北魏書體在港的歷史、支持香港電影和音樂等等，都是在守住香港這個大社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記憶。社群主義可以為這些行動提供民族主義外的基礎，確立文化傳承的意義。
另外是移民問題。傳統的左翼朋友強調博愛和人權，這是好的，但卻容易忽略了移民確實造成的文化與政治衝突。根據社群主義的理念，當人要遷移至某社群時，就有相關的權利與義務。當大陸移民遷移到香港時，就有責任有義務學習本地語言即廣東話或英文，尊重在地文化。正如你要移民去法國，就要學好法文。社群是開放的，因此移民可能會帶來一些新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習慣。如何安頓當中的衝突，是所有社群必然要應付的難題。比較良好結果，可以是外來文化「變種」而融入當地文化，或在互相尊重的情况下外來文化成為了小社群（niche）。假若移民傲慢，拒絕融入，甚至鄙視當地文化，則當地人有絕大理由起來抗拒之。排外與大愛之間，其實還有很多可能。
社群論與政體之爭
確實，我所提倡的文化社群主義，與最開放的民族主義，未必有大分歧。然而我終究認為社群較民族開放，較容許甚至要求不斷自我反省，因此是反身（reflexive）的。社群主義反對大一統思維（包括香港大一統），也反對無邊際的多元主義，而是提倡有限度的多元。即使接納了民族主義的政治計劃，社群主義也能成為阻止民族主義走火入魔的機制。
寫到這裏，我不得不承認並未寫及香港的政治前途問題。某些朋友必定會問：那麼你是否支持香港獨立？首先必須指出，即使支持香港民族主義，也不必然就要支持香港獨立。正如梁繼平寫道：「某民族欲爭取何等程度的訴求，則涉及抗爭成本、策略及政治形勢等判斷。故此，民族追求分離獨立雖具道德正當性，但在全球化格局下的民族主義運動，與獨立成國則無必然關係。」容許我拾人牙慧：提倡開放、淺薄的文化社群主義，確立保衛自身生活方式和文化記憶的正當性，理論上並無導致「應當要建立何種政體」的必然結論。
討論要有意義，參與者都必須抽絲剝繭。假若我們一討論這些議題，就說「你支持港獨嗎？」、「你是否中國人？」、「你怎樣面對抗日先烈？」、「香港獨立是唯一出路！」、「所有問題都是統獨問題！」、「你是排外法西斯！」，則是自貶為狂熱基要分子，與某些愛國流氓同級。提出社群論，其實也是要拋出多一個思考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