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達人陳嘉銘 當動物不全然可愛,你還愛牠嗎?

文章日期:2018年12月23日

【明報專訊】美國獵人非法獵殺數百頭鹿,被罰坐牢期間每月看一遍迪士尼經典卡通《小鹿斑比》,獵人看得多會不會真的崩潰反省「我就是那個殺了可愛斑比阿媽的邪惡人類﹗」就不得而知,不過連投身宣揚動物權益工作的披頭四成員Paul McCartney都說過,他從童年看斑比學懂「殘害動物是壞事」,可知電影故事對人的心靈衝擊確實不容小覷。

研究流行文化多年的大學講師陳嘉銘書寫光影裏的動物形象,結集成新書《寫在牠們滅絕之前——香港動物文化誌》,當《優獸大都會》的嘆慢板樹懶、《犬之島》英勇流浪犬像小鹿斑比融化了觀眾的心,他的文章卻唱反調,「知道動物不只可愛,才可對牠們有完整理解」。

二○一六年上映的《優獸大都會》以動物各種特性隱喻社會百態,除了以樹懶慢動作演繹公務員hea做,讓人拍案叫絕;兔子靈巧有理想、狐狸行事狡猾但內心正直,都利用觀眾對這些動物的一貫性格想像,塑造出主角的鮮明個性。不過為了讓觀眾估你唔到,溫馴的綿羊咩小姐原來是歹角,使計老屈豹、獅等一眾獵食者,讓市民以為他們發狂,必須隔離。陳嘉銘說,「電影故意逆轉正邪關係,要我們放低包袱,獵食者不必然壞,被獵食者也不一定善良」,「沒有化解二元對立,只是倒轉,令劇情更遠離現實」。電影反映的現實其實是人類以自己為中心的想法,「一開場動物好像很有理想,說長大要做警察、老師,追求成為專業人士,跟從人類世界『什麼是好人』的標準」。

沒有壞人的世界 動物處境可改善?

作品好評如潮,陳嘉銘強調「當然不可能說全部娛樂大片都要變成批判的對象,批評它呈現不到真實」,電影破格之餘留下一點反思空間,「那是ok的,不是下下批判到尾,不過當坊間一面倒讚好,若可以多想一步,是否真有其事,亦值得提出。」今年上映的動畫《犬之島》製作精巧,政客煽動民眾對狗的恐懼,於是家犬被流放垃圾島,在重重歷險後齊心揭破政客陰謀。陳嘉銘將作品與二○一五年電影《狗眼看人間》比較,「兩部戲都是小孩尋狗的故事。表面看,戲中的人類壞事做盡,透過踩低人講狗如何被傷害」,如此套路雖容易消化,但想深一層,即使社會上不是壞人滿街,「動物處境也不一定好」。

離開油麻地電影中心,經過人頭湧湧的金魚街(通菜街)及附近寵物店,陳嘉銘穿過馬路,到了花墟。他顯得很熟路,專程光顧再過一個街口的那間花店,高瘦個子彎下身來,細看門口每束花,拿起粉橙一束,甫走進店內又回頭,改挑顏色更淺的那束,「這比較耐放」,「我通常會買菊花、玫瑰或鬱金香」,回家放在Bungy靈前。Bungy是與他相伴了十八年的迷你賓莎狗女,這個定期換花的習慣已有兩年。他今天還能想起Bungy伏在他肩上的感覺,自小狗踏入十歲後多病痛,他開始多看關於狗身體構造的書,基於學者個性,然後又看看有關貓的,再看社會學說動物的,翻翻哲學書又如何說,知識吸收愈來愈闊,自此他的文化研究打開了另一扇窗。

「文化研究中的他者多指少數族群、有色人種、女性、小孩、長者,但原來可放在動物身上,因為牠們不會說話,也是弱勢,尤其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人類為了賺錢大量生產動物,不將牠們視作生命,而是一件貨。」馬戲團用動物提供娛樂,象會交叉腳轉身、虎懂得跳火圈,「動粗訓練動物,那種暴力是直接讓觀眾看到的,但電影則不然,暴力潛藏得更深,就如《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老虎溺水的畫面,觀眾不會即時想到是拍戲期間真實發生,會以為是虛擬畫面」,曾有報道引述,美國人道協會(American Humane Association)監察員在電郵中稱「我們差點在水池殺死了King(戲中飾演Richard Parker的孟加拉虎)」。

香港電視劇愛設一個狗角色增加娛樂性,最近無綫播出的劇集《大帥哥》也有老虎狗登場,由狗隻訓練員提供,專為應付拍攝受過訓練。人類以動物為用,陳嘉銘解釋背後是各種文化、社會因素,例如製作出斑比的迪士尼,「二十年代末出現米奇老鼠,迪士尼這個美國的『開心工業』在三十年代大蕭條之後要鼓動人心,便用動物向小孩、大人製造快樂的形象」。至於海豚被大量引入水族館、主題公園的熱潮,則與六十年代電視劇Flipper有關,「講述小朋友與海豚做朋友,整個拍攝過程需要訓練牠們做跳上水等反應,嘴向後彎像笑着」。訓練員Richard O'Barry為此劇培訓海豚演出,後來因親歷其中一條於自己懷中死去,決意創立組織Dolphin Project,拯救被捕捉的海豚。

鏡頭以外的真實 你接受嗎?

鏡頭前的動物總是可愛的,《犬之島》群犬打架亦只見煙霧不見血。「寵物店也是包裝可愛形象的工業」,陳嘉銘心中曾經有過疑問:「我常常想,為什麼當職員讓我試抱動物時,牠們都緊挨着我?最初我幻想,會否是我特別討牠們喜歡?後來我發現牠們其實是凍到七彩,因為要保持店內乾爽,冷氣開得很大。」但他照顧過生病的Bungy好幾年時間,知道愛動物,就得接受牠們生命中另一些真實。「Bungy患胰臟炎會嘔出黃色的泡,更要留院輸血清。」流行文化的影像相對而言「乾淨」太多了,「不會顯現人們接受不來的部分」,就算是紀錄片都經選取,「動物其實不必然可愛。紀錄片呈現的非洲陽光燦爛,死亡與互相吞噬可能只有幾分鐘」,二○一三年他到肯亞,看生更看死,「我在非洲看到的獵食場景可以維持三小時,我們其實在影像中看少了很多。」

《小鹿斑比》還有一個有趣註腳,電影衍生出詞語「斑比效應」(Bambi Effect),形容人有愛惜可愛動物的心態,卻覺得相貌不佳的死不足惜。

打破層級之分 建「親屬關係」

社交平台每天流傳大量的貓狗「賣萌」短片,陳嘉銘說人對動物總有層級之分,「容易親近如哺乳類,位置就放得高」。他評論剛在無綫台慶摘下「最佳非戲劇節目」的《美女廚房》,「那是個慘不忍睹的節目,卻也很出奇,之前提到的娛樂作品會淡化令人不舒服的內容,但《美》展現虐殺動物的過程,觀眾因太理所當然而不覺得有問題,其實亦見動物層級,這樣對待魚、蟹可以接受,如果生豬、生雞這樣呈現在電視畫面上又如何?」

陳嘉銘說新書名為《寫在牠們滅絕之前》,亦受美國生態女性主義者Donna Haraway《與麻煩共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一書啟發,「這本書也是問,若末日已成宿命,我們還可做什麼?她提出親屬關係(kinship),人應該做主動,與不同物種、小眾建立共融的關係」。奧斯卡二○一八年最佳電影《忘形水》裏的邊緣小眾,包括說不出話的女主角、黑人、同性戀、長觸鬚的魚人可以相濡以沫,他寫,便呼應了Haraway的「親屬」說法。

Bungy離開以後,陳嘉銘寫動物寫得更積極。面對過小狗的病與死,他答着「未放下」,冷靜乾脆的語調沒有變,說話用字卻相當有重量,說自覺原來「幾十年做人沒明白過什麼」,Bungy走後這兩年,「是我遲來的成長,懂得放開、失去,如何活在當下、什麼是愛」。文化研究在他心中意義不再一樣,「以前做電影、流行文化研究,可說是嬉戲性的,教書、上堂、寫文,都是覺得分析一件事好得意、有娛樂性。因為動物,令我覺得做學術可以很有情感。近幾年文化研究也有個名詞『情感政治』,好多事不是純粹批判,一定有情感在背後支持你討論一個課題」。他相信電影不會因他不做研究而消失,「我之前說喜歡電影,覺得分析時很興奮,可以解讀的很豐富,現在對動物的喜歡,卻感到有使命在背後」。

動物的政治角色:安撫人心

他現在也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的香港動物史。「動物在香港歷史有什麼分量?」他的目標是動植物公園。「它的前身是兵頭花園,真正開放給香港人是六七十年代後,這與六十年代中後期港英政府的很多政策脗合,希望讓市民安居,如九年免費教育、香港節、青年節,時間都很接近。公園五十年代後慢慢引入動物,六十年代特別多,尤其是孔雀,翻查舊報紙常常提及,原來動物奇觀當時有助安撫市民。」現在這招可能不管用了?他同意,「現在奇觀淡化了,不能用簡單的動物想像平息社會的煩躁不安,內地送熊貓兩次,中華鱘死了又送,是要向香港人表現祖國的恩澤。不過中英之間早在六七十年代已有交換動物,比聯合聲明更早時,已有動物的角色。」

有時陳嘉銘仍會想,與小狗相處十八年間,若有機會重新回到過去,會不會可以做得更好,甚至回想「該不該在某時候給罐頭」,如此細細碎碎。所謂愛,或許就是一份在意。他知道自己在保護動物上不是前線角色,「在文字、學術上處理動物的事,便轉化了我對狗的感情」,新書的自序是他給Bungy的信:「我知道,單憑書寫,只是在無力之下,還望那是對別人的僅餘啟迪。但我真的幻想過,有天人類對萬物的感知,就像是妳給我的無語觸碰,卻深刻豐盛,可以有十年八載,甚至有更長久更親厚的共融,然後動物議題不再會被想作『議題』,而是必然與人有愛的共生關係。」

自二○一五年他在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動物,文化與現代社會」,常有學生問,想改變要怎麼辦?「不是讀完這科就能改變世界,知道更多之後,可以在你有興趣的範圍多做一點。之後有同學做傳媒,寫有關動物的報道,也有人去動物組織做義工,都很微小,卻是個開始。」可能有人會認為他對電影呈現的動物形象太較真,不過若如他所說,能讓其他人在對動物理所當然的想法之外有多一個思考的角度,那不是正逐點累積更多人對動物的在意嗎?

文 // 曾曉玲

圖 // 楊柏賢、受訪者提供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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